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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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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的《民國舊夢》通過對一系列民國知識人的發掘，向我們展示了民國的風采。本書主要由“尋路之夢”、“民主之夢”、“自由之夢”、“教育之夢”四部分組成，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歷史人物的多重面向，也間接向我們展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光榮與夢想。
一、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審視與評價
在對民國歷史的敘述中，智效民筆下的歷史人物饒有新意，至少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為例，歷史教科書上對兩人的評價多是貶張作霖、褒張學良。在智效民的筆下，張作霖與張學良的形象恰好與教科書相反。
先說張作霖。不論是張作霖派人查抄蘇俄大使館的行為，還是他最終被日本人（近年來還有學者認為張作霖死於蘇俄的陰謀）炸死這一事實，都反證了作為 “東北王”的張作霖努力維護東北主權的良苦用心。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人，張作霖曾義正言辭地說：“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父母的墳地所在地， 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眾所周知，張作霖是土匪出身，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也有維護國家主權的一面。
與張作霖不同，在智效民筆下，張學良是典型的公子哥，少年得志，是典型的自恃小聰明卻總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歷史人物。張作霖死後，執掌東北大權的張學良，受日本人的挑唆與欺騙，殺死勞苦功勞的楊宇霆。這也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伏筆。在胡適、丁文江等人看來，倘若楊宇霆不被張學良害死，東北絕不會如此迅速被日本侵略者佔領。
此外，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對局勢的判斷也大成問題，他當時錯誤的認為日本只是用軍事行動來挑釁，並不會大規模進攻。在此情形下，張學良親自下達不抵抗的命令，最終導致了國土的大面積淪喪。九一八之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普通的東北民眾，當張學良的下屬湯玉麟派軍隊巡視時，巡視的軍隊卻被當地民眾給做了。聽到這一消息後，胡適等人並沒批評民眾不愛國，倒是大力批評湯玉麟對普通民眾的虐政與苛捐雜稅。這裡，張學良也負有用人不當的責任吧。
單就九一八事變而言，張學良就免不了禍國殃民的罪責，更何況還有西安事變。如果說九一八事變是張學良受了日本人的騙，那麼西安事變則是張學良第二次受騙。自負甚高的張學良認為他可以成為反日反蔣的聯合戰線的領袖，但在斯大林看來，唯一能夠幫助蘇俄拖住日本的還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於是殺蔣抗日也就演變成為逼蔣抗日。當時，囚禁蔣介石一方面導致國民政府失去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心人物，另一方面也直接導致了國共第二次合作。除此之外，也使日本開始猜疑國民政府與蘇俄是否達成了同盟關係，這樣就間接導致了七七事變的提前到來。
在當時知識分子眼中，如果中日之爭不可避免，那麼戰爭爆發越晚，對中國越有利。因為戰爭爆發的越晚，中國對戰爭的準備也就越充分，國際形式的演變也有可能更有利於中國。西安事變爆發之後，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漢卿(張學良)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胡適對張學良評價值得人們深思。
從殺楊宇霆到任用湯玉麟，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處處顯示出張學良徒有小聰明而乏大謀略。智效民通過描述中國知識分子對九一八事變的評論與態度，通過胡適、丁文江對張學良的評價向我們展示了張學良的另一面。總而言之，在保衛國家主權方面，張學良比他那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差遠了。
二、追尋那些被遺忘的人與事
這本書除了讓我們對過去的歷史人物有重新認識之外，還介紹了一些過去被歷史遮蔽的知識分子。如常燕生、顧孟余等人。
作為山西榆次人，常燕生這一名字在當下並不太知名。不過在民國時期，他卻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他不僅跟陳獨秀有過辯論，也曾力勸胡適努力談政治，而胡適在日記中也曾對常燕生有過很高的評價。不僅如此，常燕生還是青年黨的黨魁之一，僅次於當時的青年黨領袖曾琦、左舜生、李璜。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常燕生是五四文化價值的堅定捍衛者，而他對蘇俄的認知甚至超越了當時的胡適。當1926年的胡適還在大力頌揚蘇俄時，常燕生就曾評價蘇俄說：“蘇俄政權是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它不僅與中世紀教皇的做法如出一轍，而且還容易把青年引向歧路。”在常燕生看來，蘇俄的一系列做法，不僅不是五四文化價值的繼承與發展，其實恰恰是反五四的，其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與五四的個人主義思潮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說到知識分子對蘇俄的判斷，智效民在書中重點提到了李大釗的道路探尋，不過他似乎並沒有看到晚年的李大釗似乎對蘇俄也有所察覺的歷史事實。這裡，我想給智先生補充一則史料。據沈雲龍在《有關陳獨秀生平的幾個問題與我的看法》一文披露，1927年李大釗臨死的那一年，對蘇俄似已有所懷疑，他曾對朋友說：“循著蘇俄發展之跡，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通過這則史料，我們可以看出作為知識分子的李大釗的複雜性。
書中，智效民還向我們介紹了民國時期的鐵道部部長顧孟余。在智效民的筆下，顧孟余充分信任專家，在還沒有見過凌鴻勛的情況下，就讓凌鴻勛做粵漢鐵路的工程局局長，這種充分信任下屬的做法得到了巨大回報。不僅如此，當顧孟余完全可以得到一筆“特別經費”支配時，他不僅沒有花費這筆錢，還將這筆錢用來資助鐵道部的年輕人出國深造。這裡，我也想給智先生補充一則史料：當年，在顧孟余資助的學生中，就有後來影響了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周德偉。正是在顧孟余的幫助下，作為鐵道部職員的周德偉才得到了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的機會，並師從經濟學家哈耶克，開啟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拉斯基到哈耶克的價值轉向。
1949之後，去了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正是在周德偉的大力推薦下，才有了殷海光系統翻譯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並促使了胡適等人對自由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反思。從這一意義來講，顧孟余這一資助鐵道部青年人出國深造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內在變遷。
來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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