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鄭永年論中國系列之《重建中國社會》
鄭永年，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級研究員。中國政治、國際關系與社會問題專家。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真實情景：再過15 年左右，獨生子女一代開始走上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舞臺，精英階層也不例外。
這個群體具有幾個主要特點。第一，在一個不斷呈現排他性的制度體系下，那些屬於權勢階層的後代，普遍而言，獨生子女既沒有受過多少苦，也沒有很強的社會責任心。第二，他們在孤獨中成長，身處精英階層，卻沒有很好的溝通和合作精神。第三，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一種具有深刻矛盾的教育。他們並不能像前輩那樣被蒙騙。
在信息時代，他們也知道事物的真相，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則不能提供給他們真相。他們因此生活在事物的真相和假性知識的巨大鴻溝之中。他們抱著工具主義價值觀而接受假性知識，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體制需要他們這樣去做，並且他們也能通過這個體制獲得巨大利益。
在社會的另一邊也就是被統治階層則是已經成為社會主體的農民工二代、三代，留守兒童等社會弱勢群體，這個群體人數龐大，是社會的主體。作為為權勢社會階層服務的階層，他們和傳統的農民和工人已經很不相同，因為他們和統治階層和其他強勢社會群體一樣同樣生活在信息時代，知道前者是如何獲得財富的，如何獲得權力的。他們的生活經歷、所受的教育、所接收到的資訊等使得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公平意識。也同樣重要的是，到那個時候，我國老齡化時代的負面影響開始出現，當“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父母親生活在富足的“城堡”內部的同時，弱勢社會群體（也就是窮人）越來越沒有能力來保障其父母的生活，甚至難以養活他們。於是，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因為對這個社會的仇恨而開始用暴力手段反抗這個社會，並成為領袖。同時，他們追求社會正義的行為獲得了包括中產階層和社會弱勢群體在內的社會成員的支持，贏得更多人的同情。
這種情形不是憑空想象，而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並開始蔓延影響到社會的多個角落。我們可以借用中國傳統的概念，把此稱為“勢”。如果這種“勢”再累積十多年，那麽這個社會是怎樣的呢？人們無須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因為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中，這種場景不知上演了多少次了。所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弱勢社會群體和強勢社會群體之間的革命必然表現為無限的暴力性質。
社會失序的前景與後果非常明確。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傳統上革命和造反的惡性陷阱必須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說會導致無數生命的犧牲和對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不是中國社會的出路，它們僅僅是社會體制的簡單再生產。在我國，漸進的變化是真正的變化，而激進的變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沒有任何變化，因為激進的變化往往促成歷史的簡單重複。這已經為數千年的農民起義所證實。盡管今天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只要社會結構仍然是高度兩極分化、中產階層還是很小，那麽激進的變革所能帶來的結果都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傳統，那麽出路在哪裡呢？很顯然，出路對每一個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今天已經是全球化時代，一旦社會激進化，社會上的一些社會群體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退出”這個社會。實際上，我國社會的“退出”的現象也已經開始。這些年來，社會有兩個群體在努力移民海外，一個是高端知識群體，一個是財富群體。很多年裡，國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國的項目，但高端知識群體的流失仍然是個大趨勢。
在全球化時代，這個知識群體的流動性越來越大。很多國家都在拼命競爭這個群體，紛紛提供優質的環境吸引和留住這個群體。我國舊的體制是排斥這個群體的，這可從所謂的“海歸派”和這個體制的沖突的眾多案例中看出來。如果新的體制建立不起來，高端知識人才還會繼續“退出”。另外一個群體就是財富群體。財富群體又有兩個次群體。一個是積聚了大量財富的幹部官員，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掌握了大量的財富，但在國內沒有安全感，因此選擇“退出”。社會所謂的“裸官”指的就是這種現象，這些官員把家屬和子女放置在國外，而自己仍然在國內積聚財富。一旦社會激進化，他們自然會選擇“退出”。另外一個次群體就是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家為什麽選擇“退出”？“退出”是一個有效的選擇嗎？
“退出”自己的社會，加入一個新社會，不可避免要成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連“二等公民”還不如。無論官員還是企業家，在一個新的社會，基本上只是一個孤立的高消費群體，他們有錢來消費，但沒有能力和主流社會建立有機的聯系。對企業家來說，他們大多在中國社會發展起來，所有商業網絡都和中國有關，到了一個新社會之後，要找到一個新的發展機會並不容易，要不因為這些社會各方面的商業機會已經飽和，要不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新社會的知識，難以找到商業機會。
對我國社會來說，問題是，在財富和知識“退出”之後，社會還能留下什麽？在任何社會，有兩個東西很難退出，一個是貧窮，一個是權力。但如果一個社會這兩個東西占據了主導地位，社會會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很簡單，那就是無休止的不穩定和暴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就表現為這種情形。這些年，我國有關方面在維穩方面投入那麽大的資源，下了那麽大的功夫，就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了這種情形。因為維穩往往過分依賴於國家暴力機器，社會的反應也相當暴力。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政府和社會之間就會陷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當然，還有一種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當社會失序，國家對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會所可能出現的難民潮。難民潮是一個失敗國家的標誌，是誰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保衛社會、重建我國社會秩序是唯一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南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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