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班牙歷史演進看中國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轉型
2008年我到西班牙進行了半個月的考察，回來後有半年時間寢食難安，晚上睡不著，為什麼？因為在考察中西班牙學者給我們介紹了西班牙在佛朗哥將軍去世後是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轉型的。這讓我思考了很多：佛朗哥 1975年11月去世，10個月後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1976年9月去世。在佛朗哥去世以後的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和平的民主政治轉型。我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用30年時間完成了經濟恢複、初步增長到現在的快速發展。
今天,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多元分化情況下，中國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轉型這個問題，提到我們必須正面面對的議事日程上了，這是我們現在無法回避的大問題。當時聽到西班牙介紹這個情況時很認真，在去西班牙之前我也做了一個功課，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林達的《西班牙旅行記》，書上專門介紹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錯綜複雜矛盾、各方力量較量、同誌集團的內部鬥爭等，但是他們最後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型進程。
我自己把西班牙的民主進程和中國現在將要面對的民主進程做了個比較，結果有半年時間自己沒有睡好覺。為什麼？因為我有覺得有“四個結”無解，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將來可能會發生社會大動蕩。那半年中心情特別不好，一直在思考，想尋求四個無解能否變成有解。
2009年7月4日的烏魯木齊事件促使我寫了一篇文章。即烏魯木齊那天晚上發生的殘殺無辜的騷亂事件讓我感到如果不真正重視解決中國如何和平進行民主進程的問題，那7月4日烏魯木齊事件就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有可能成為全國範圍的事。在這裡我提出這四個無解，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討：一是和平推進民主改革、民主進程需要社會和執政集團共同努力，當政的和在野的都要共同努力。在和平推進民主進程中，西班牙原政府內部的統治力量自己作了轉變，中國共產黨能否作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自覺轉變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佛朗哥去世前，他交代要把國家權力還給年輕的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將軍專制獨裁期間,老國王被流亡國外，佛朗哥將軍將胡安.卡洛斯扶養起來，到佛朗哥去世前，他明確表示將來的國家全力交還給胡安.卡洛斯。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即位後啟用新人蘇亞雷斯做首相。他們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西班牙進行全民公決，究竟是繼承佛朗哥將軍的獨裁專制體制還是搞民主政治的體制。在全民公決中，78%的公民參加了公投，94.2%的人贊成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體制。這使原來佛朗哥將軍內閣的老人們看到了專制政治大勢已去，而他們也想在未來的民主進程中贏得新的生存空間，所以這些老人紛紛出去自己組織政黨，尋求未來的政治生存空間。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否有這個魄力和勇氣尋求自己在未來民主進程中的新政治空間，而不是老抱著28年流血犧牲作為執政的合法性理由與基礎？坦率地講，28年流血鬧革命，榮劍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參與流血鬧革命的，但必須要說這是父輩們作出的犧牲奮鬥，和現在執政掌權的人沒有一點關系。現在掌權的人自己沒有流一點血，所以不能把前面人的犧牲奮鬥作為自己掌權的理由。現在執政掌權的人要做的是能否把人民的事真正辦好，真正為人民謀利益。如果現在掌權的人自己從28年流血那個說法中走出去，通過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現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有很大的政治空間。
但目前黨內一些人老覺得你一提憲政民主就威脅到他的執政，自己把自己封閉。此思維若不轉變，會把中國共產黨自己憋死，會造成很大問題。由此，中國共產黨一直對全黨發出的所謂“政權興衰周期律”這個政治警醒，實際上“政權興衰周期律”是專制王朝的政治規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規律。
“政權興衰周期律”隱含著一個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權力姓張、姓趙、還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權不能丟。拿這個說法警告黨員幹部防止政權丟失，恰恰反映了傳統專制政治文化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厚影響。
二是西班牙提升社會公平有助於為和平推進民主進程提供寬鬆的社會環境。這個社會環境我們現在能否做到？四個無解中唯有這個最容易解。西班牙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經濟快速發展，到1977年人均已經達到了3260美元。一方面是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這時社會矛盾很多。但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就逐步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勞資談判協商機制、社會對話機制，包括進一步發展政府、企業、工會三方對話的機制，逐漸放開新聞言論環境。
在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建立起來、社會公平程度逐漸提升的情況下，當西班牙推進民主政治時，人民群眾沒有直接參與其中，而是由極左、極右的政黨委托中左、中右的政黨進行談判。中左、中右政治傾向的政黨談判結果，極左、極右的政黨都認了，社會老百姓也認了。看起來西班牙民主進程中社會公眾不在場，但實際在場，是他們默認了這個結果。因為社會的公平程度逐漸提高，社會保障底線有了，這就為西班牙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社會公眾可以接受政治談判的結果。
而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極大，社會矛盾極為尖銳，因此中國社會裡幾乎是人人講政治。其實，社會是有分工的，讓搞政治的人講政治，搞經濟的人專心做企業，做學問的人靜心做學問，大家各幹一行，這才是人人“安居樂業”，這豈不是很好？但我們國家各行各業的人都在講政治。為什麼？因為社會環境不寬鬆，社會貧富差距很大，而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都建立，特別是人的權利的法治保障安全底線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所以人人都缺乏安全感。
這使得社會環境很不寬鬆，改革只要一動就有可能使各種矛盾像火山噴發一樣地爆發出來。王岐山推薦大家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說明他確有擔心。中國共產黨如何爭取寬鬆的環境推進民主？四個無解中這是最好解的。
三是能否在建立共識的基礎上達成政治和解？西班牙在推進民主進程時，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大家達成了兩個共識：西班牙是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一切以民族的利益為重，這是第一。第二，民主進程如何推進？要有政治和解，基礎是保障人權，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全民共識，制定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憲法。由此，西班牙國內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傾向的政黨都承諾在憲法基礎之上、在法治框架之內共同合作，和平推進民主政治。
這兩個基本共識非常重要。那我們能不能在有些問題上達成和解？另外，我們的憲法有沒有全民認可，是不是從上到下都認為憲法反映了社會的共同意志？大家是不是都能在憲法基礎之上、法治框架之內開展合作、妥協、理性的建設，推進民主進程？我們國家在憲法問題上、法治問題上，這個基礎還不是很紮實的。從執政黨本身來講，憲法是否為我們的最高權威？
現在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以人為最高權威。當執政黨和政府本身沒有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地位的話，那麼老百姓眼裏也是沒有法的。所以一些黨員幹部用政治權力強制的壓制社會民眾，社會民眾沒有權、沒有錢、但有命，所以底層的老百姓有可能跟你拼命，於是出現了激烈的暴力對抗情況，這使得民主進程中有可能出現暴力現象，社會有可能陷入動蕩。
四是西班牙進行和平民主進程時，曾經有軍人試圖搞軍事政變，顛覆民主進程。這時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宮里發表了一刻鐘講話，就平息了這場政變，從此以後再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西班牙的民主進程。
西班牙有兩個力量超越世俗社會，屬於結構性的力量：一個是國王。西班牙國王是這個國家全民族的人格象征，國王可以超越世俗社會中不同黨派、不同利益群體的紛爭，對各個群體、各個黨派產生影響，是作為民族意義上的人格象征，大家都聽從國王的。一個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另一個結構性力量。
恰恰在我們國家這兩個東西都不存在，我們既沒有國王也沒有宗教，不可能把政黨變成超越世俗社會、代表全民族或者全民族成員都接受和認可的民族象征。因此在世俗生活中（政黨本來就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互動、利益沖突、利益博弈，需要一套制度構架和平化解，最好的東西是憲法、憲政、民主法治。要想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唯有把憲政做起來，大家都認憲法的最高權威，在憲政體制下，在共同的規則下開展執政黨、政府以及各方的合作，來推進國家民主建設。
要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動蕩，就必須有一個東西大家都認、都遵守。所以憲政、憲法的實行對我們國家後面的民主進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必須是擯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那種空洞概念化、對立型思維，真正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這個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必須努力地為憲政而呼、而喊，身體力行的維護憲法、實施憲法。
南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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