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Y 鳴耀揚洋: 《專題》4所美國大學影響近代中國

Wednesday, August 2, 2017

《專題》4所美國大學影響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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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韓傑

四所美國大學影響近代中國……

哈佛大學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圖為1942年的哈佛大學。(美聯社)

百年來，哈佛大學是中國留學生嚮往之地。(美聯社)

影片來源：記者韓傑youtube

中國留學生來美留學已逾百年，早期留美學生畢業後返回中國後，推動新文化運動，創辦美式學校，設立新型科學學科和實驗室，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

日前在紐約聖若望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留美與近代中國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從與會學者專家提出的報告可以發現，儘管中國留學生就讀的美國大學較多，但其中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和衛斯理學院等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對中國影響最大。例如，哥大畢業的胡適直接推動了1917年的白話文運動。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師範學院院長有30多人出自哥大。密西根大學從1905年建立巴布爾獎學金（Barbour Scholarship），專門為亞洲女性提供留學機會，其畢業生中就有中國的「居里夫人」王明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王世靜。中華民國第一夫人宋美齡出身於衛斯理學院。哈佛大學培養的留學生更是群星燦爛，如哈佛博士竺可楨創建新型地學系，胡剛復建立中國第一個物理實驗室，直接把中國的相關研究與國際接軌。

留美與近代中國教育是這次研討會的主題。(韓傑／攝影)

校長積極哥大廣招中國學生

最近，中國大陸媒體發起一個「尋找丁龍」的運動。丁龍（Dean Long）1857年出生於廣東，18歲時來到美國，在一個美國人家裡幫佣。美國主人感念他做事忠誠，問他有願望。他說捐款在哥大建立中國研究所。1902年，哥大建立以普通華工丁龍命名的中國講座教授。後來，丁龍回國，從此渺無音訊。於是，媒體想找到這位為中美關係作出貢獻的丁龍的後裔，但至今沒有任何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美聯社)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志表示，當時的哥大校長是賽斯‧羅（Seth Low），其任期是1890年至1902年。羅校長家族是19世紀後期紐約最大的中國貿易商，主要從中國進口商品，其爺爺輩和父親輩多人參加創辦和管理旗昌洋行（Russell & Co.）。1901年，哥大開始籌劃建立以普通華工命名的丁龍中國講座教授，創建中文系和中文圖書館。他曾經想創建中國博物館，但是沒有建成。從此，哥大中文系、中文教授職位及中文圖書館，成為吸引和保留中國留學生的一個因素。

20世紀初，美國國家政策鼓勵招收國際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例如，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Edmund J. James，1904年至1920年期間任校長），在1906年建議向中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特別支持庚子賠款用做中國留學生獎學金。他表示：哪個國家能夠培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個國家就能在精神的商業的影響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我們現在一定能夠用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也就是說，使用那種從認知上和精神上影響中國領袖的方式。」

哥大的巴特勒（Nicholas Butler）校長的任期為1902年至1945年，長達43年。在他的任內，哥大更重視外國留學生。哥大對中國學生一視同仁，沒有單獨的考試。因此中國留學生大增，成為校內最多的國際學生群體。以亞洲學生來說，中國留學生超過日本留學生。例如，1910年，哥大國際學生有147人，其中加拿大最多，中國留學生24人、日本留學生是15人。1920年，國際學生477人，其中中國學生144人、日本學生85人。1930年，國際學生320人，中國學生48人、日本學生16人。1940年，國際學生只有4人，但未列出國別。1946年，國際學生大增，共有1390人，其中中國學生168人，而日本則無。

不僅大量接受中國留學生，哥大還幫助中國學生在中國進行美式改造。例如，哥大的教授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和基派崔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等在1919、1921、1927年訪華，被特聘為訪問教授，在中國講學、教學和做教育調查等，支持哥大教育學院畢業生推動中國新教育運動。1924年，哥大舉行大規模的中國藝術展和中國文化展，增加東西方的互相理解。

更為重要的是，1928年，哥大董事會投票通過，決定於建校175周年之際設立「大學卓越獎章」（University Medal for Excellence），每年頒發給在學術、公共服務領域和專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校友。1929年，首屆獲獎者來自世界各地的哥大國際校友，共有48人，其中中國就有16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他們有孫科、胡適、郭秉文等人，每位獲獎者都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重大貢獻。中國校友獲獎者1949年大多離開大陸，少數留在大陸的，包括1958年擔任化學工業部副部長的侯德榜在內，都因各種政治運動而經歷坎坷。例如，社會學家陳達（1892-1975）回國任教清華，擔任「清華學報」主編、社會學系主任，1957年初「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還稱讚他，但是下半年就對他口誅筆伐。直至去世，他都沒有工作，只能做一點個人研究。

1943年，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哥大新聞學院與國民政府在重慶合作創辦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葛樂士（Harold L. Cross）擔任教授兼任教務長，六位哥大美籍教授和畢業生擔任教員，為國民政府培養一大批優秀新聞人才。

南京大學教授沈衛威說，哥大的哲學與教育學科，對中華民國的大學影響最大。除了哥大畢業的胡適引領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外，還有30多位大學校長和師範學院院長出自哥大。此時，中國最好的兩所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分別由哥大出身的蔣夢麟和郭秉文擔任校長。1932年至1941年，是中央大學最好的九年，是在有過哥大學習經歷的羅家倫任上。

密西根大學設獎學金吸引中國女生

今年是密西根大學巴布爾獎學金設立100周年。正是靠著這個獎學金，許多中國女生來到密西根大學留學，學成回國後，成為中國的棟樑，這也是早期中國女生來美留學的主要渠道。不過與過去相比，它現在對中國女生的資助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密西根大學巴布爾獎學金資助眾多中國女生來美留學。(陳雁／提供)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雁說，州立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創立於1817年，是最早接收中國留學生的美國大學之一。1880年，該校校長安奇爾（James B. Angell）被派往中國擔任駐華特使，他在華一年中大力宣傳密西根大學，使得該校在中國名聲大噪。1905年，清政府訪美代表團把密西根大學與哈佛、耶魯、康乃爾和哥大並列為美國頂尖五所大學，並向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的留學生推薦密西根大學。

1892年，中國女生康愛德和石美玉進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就讀，1896年畢業，回國從事醫學和傳教工作。他們在江西九江創辦的但福德醫院名聲大噪，並同時成為女布道家。她們的成就吸引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女留學生申請密西根大學。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密西根大學畢業生到中國服務。時任密西根大學校董的巴布爾（Levil L. Barbour）來到中國，結識了康愛德和石美玉兩人，受到她們的啟發，他返回美國後向母校捐贈10萬元，命名為巴布爾獎學金，專門面對亞洲婦女，資助他們來密西根留學，但是要求學成之後必須回國。

從1917年至1955年中，282名亞洲婦女獲得巴布爾獎學金進入密西根大學學習，而中國的女留學生為130人，幾乎占到總數的一半。從資料上看，修讀醫學、自然科學、化學和物理的理科學科比例較高。可以說，巴布爾獎學金資助了一批中國的女物理學家，其中就有中國的「居里夫人」王明貞。

王明貞(1906-2010)是燕京大學的物理碩士，1937年獲得巴布爾獎學金的資助，來到該校讀博士學位，師從著名物理學家烏倫貝克（G. E. Uhlenbeck），成績優異。1942年，她完成博士論文「玻耳茲曼方程不同解法的研究」。1945年，她和導師在美國「近代物理評論」上發表論文「布朗運動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the Brownian Motion II），推導出自由粒子和簡單協振子的布朗運動，震動學界。這篇文章一直被認為是研究布朗運動的最主要的文章之一，被廣泛引用，至今仍然如此。

宋美齡與八名密西根大學畢業女生合影，登在「底特律新聞」上。(陳雁提／提供)

巴布爾獎學金成為中國女生赴美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1922年，赴美的49位中國女性就有6名獲得巴布爾獎學金，而到了1937年，赴美人數為38人，共有14人獲得巴布爾獎學金資助。獲得巴布爾獎學金的中國女生後來有兩位成為中國的大學校長，分別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吳貽芳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的王世靜。

1938年9月，「底特律新聞報」（The Detroit News）刊發了題為「八名前密西根大學女生活躍在中日戰爭中」的報導，還配發這八人當年5月與宋美齡召集的廬山婦女談話會上與宋美齡的合影。宋美齡邀請52名各界婦女代表在廬山討論女界抗日，有八人是密西根大學校友，其中七人是巴布爾獎學金得主。

但是，在1940年代末，巴布爾獎學金的中國得主比例開始下降，到了1950年代更是大幅減少。其下降的原因，在每年125至150名申請人中很少有中國學生符合條件，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女孩是為了永久居留美國，而不是為了獲得更高的學位。因此，在1950年至1955年中，僅有一名中國女生獲得該獎。

時至今日，密西根大學的巴布爾獎學金仍然是該校的最重要的獎學金之一，資助的對象以研究生為主，而中國女生又重新占據半壁江山。據密西根大學的2016年統計數字，該校秋季學生共有4萬860人，其國際學生有5754人，而中國大陸留學生有2444名，占留學生總數的42%。

衛斯理學院培養一批傑出中國女性

2017年是宋美齡從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畢業100周年。1907年，宋美齡赴美留學，1913年入讀麻州的衛斯理學院，1917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在衛斯理四年的學習和生活，給她帶來深遠的影響。畢業後，衛斯理學院畢業生的身分成為宋美齡最重要的標誌，也因為她後來的身分、地位和成就，宋美齡成為衛斯理學院最傑出的校友之一。

衛斯理學院的校園。（衛斯理學院官網）

宋美齡是學者們感興趣的一個人物，因此有大陸和台灣兩位學者在這次研討會提交論文。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員宋時娟介紹，宋美齡是跟著國家公派生入讀衛斯理的。1906年1月，清政府委派端方率領33人赴美考察政治，順道考察幾所美國大學，如耶魯、衛斯理等。而衛斯理學院校長允諾給中國學生三個名額，免膳食、住宿和學費。由此，衛斯理學院成為第一所接受中國官費留學生的女子大學。

1907年8月，第一批四名中國官費女生抵達美國，宋美齡的二姐宋慶齡進入新澤西州的Miss Clara Potwin School。宋美齡作為自費生，跟隨她們來到美國，同年9月和宋慶齡入讀同一所學校。1908年9月，她去喬治亞州的衛斯理陽女子學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就讀，因為年齡太小由該校老師特別授課。1913年6月，宋美齡從該校畢業。當年9月，宋美齡去衛斯理學院讀大學一年級。

從宋美齡在該校大學二年級選修的課程中可以看到，英語寫作課是辯論和考論，而演講和朗誦課是肢體和聲音的訓練。這些課程，訓練了宋美齡的演講和寫作能力。回國後，她還懷念辯論課程，讓她保持了思維的活躍。大學最後一年，她獲得該校最高榮譽「杜蘭特學者」（Durant Scholar）的稱號，是首批獲得此殊榮的東方學生，說明其成績很優秀。

從1907年到1950年，共有77位中國女生進入衛斯理學院就讀，其中出了許多著名人物。她們有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冰心、中國女子體育教育第一人陳英梅、中國近代「婦女雜誌」出版人和社會活動家胡彬夏、對嶺南大學女子教育和抗戰時期婦女運動做出突出貢獻的廖奉獻等人。而宋美齡因為中華民國第一夫人的身分和地位，在該校歷史上留下濃重的印記。

宋美齡（右）是衛斯理學院最出名的中國留學生。(美聯社)

提出書面報告的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陳文立指出，撰寫「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這篇論文，起因於近兩年來研究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深感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合之後，將她的生活方式與信仰模式，經年累月地與蔣介石分享，在蔣的身上結合了儒家與耶穌的精神，傳統與西化的思想。十分的有意思，因此想以新生活運動，來探討宋美齡如何結合西方文化與宗教去改造中國。

哈佛大學培養眾多著名中國學者

哈佛大學作為美國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吸引眾多中國學子前來求學，為中國的許多學科建設培養一流人才。許多留學生回國後，在中國許多機構和學校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

哈佛大學培養眾多的優秀中國留學生。

例如，竺可楨在哈佛大學地學系研究氣象學，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他應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前身）校長郭秉文之邀，在該校創建新型的地學系，培養了眾多的中國地理和氣象學家。

胡剛復191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期間，創建中國第一個物理實驗室， 1920年創建了物理學系。他是把實驗物理引進中國的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

近代中國政治學的建立也是留美學生從哈佛、哥大學成回國後逐步完善的。例如，比較政治著名學者錢端升1919年畢業於清華，然後留美，在哈佛大學師從美國政治學大師何爾康（A. N. Holcombe）教授，在比較政府和行政研究方面獲益良多，回國後編撰「德國的政府」、「法國的政府」、「民國政制史」、「戰後世界之改造」和「中國政府與政治」（英文版）。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

哈佛大學留學生甚至對中國兵工學校的建設也產生影響。李待琛1906年赴日留學，1919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造兵科專業，獲工學學士。1920年9月，他被公派赴美考察留學，先在伯利恆鋼廠（Bethlehem）、砲廠實習三個月。考察結束後，他先後入讀密西根大學和哈佛大學，研習金屬材料學。1923年，他獲得哈佛大學冶金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他曾經擔任湖南大學校長。 1928年起，他擔任軍政部兵工署設計科科長，主持武器研發工作。1933年，兵工署改組，增設資源司，李待琛擔任該司司長，從1934年9月開始，他兼任兵工專門學校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