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各地華僑初以方言畫分,結立會社,多有稱幫者。惟五幫公所則專指越南西堤僑社經政府明令指定之畫分,且負有一定的行政任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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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八七四年,法國殖民政府把西堤華僑分為七幫,即廣肇幫、福建幫(閩南)、福州幫、客家幫、海南幫、瓊州幫、潮州幫,即所謂七府,外省人士悉隸入客家幫。一八八五年,又令將福州幫併入福建幫,瓊州幫併入海南幫,至是祇有五幫,相沿至今。各幫設幫長、副幫長,輔佐政府處理華僑事務,如債務、婚姻糾紛、傳達政令、征集稅款,甚至派員駐移民局內,協助華僑出入口登記事宜。原則上,每個新移民須加入某幫,獲得幫長之收納,並得到其擔保,始得居留。此亦殖民政府間接統治之一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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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於一八九○年二月、一九○四年九月、一九○五年五月、一九○六年十月及一九○七年元月間,又有新命令重申補充五幫組織,增加幫長職責。二次大戰後,我國位列五強,當時駐西貢總領事館,鑑於「幫公所」、「幫長」名稱,不合我國人民團體制度,經與法方交涉商議後,公所決改為「中華理事會館」,幫長改稱「理事長」。至一九六○年六月十日,越南政府下令解散各幫理事會,此項組織在法理上遂告不在存。(江炳倫)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地處中南半島東部,東面和南面臨北部灣和南海,北和中國雲南、廣西相接,西與老撾、柬埔寨為鄰。面積 32.96萬平方千米,海岸線長3200多千米。 越南有悠久的歷史。15世紀後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
1884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1940年被日本侵佔。1945年 9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建國後又進行了九年抗法戰爭,1954年法國承認其獨立。後成立由美國扶殖的南越政權。越南人民經過長期戰鬥,於1975年取得了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全國統一,定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1950年 1月18日同我國建交。
越南礦物有煤、鐵、鉻、鈦、銅、鉛、鋅、錫、鋁、鎳、鎢、汞、磷酸鹽等,主要分佈在北部山區。煤的儲量達數10億噸,以廣寧省儲量最大。目前已開採的有鴻基、錦普、汪秘、毛溪等煤礦。清化省的古定鉻鐵礦儲量很大。高平省靜宿的錫礦,黃連山省老街的磷酸鹽開採量日益增加。鐵主要分佈在黃連山省、北太省。中部義靜、廣南—峴港、義平、林同等省也蘊藏著鋅、鐵、鉛、銅、煤等礦產。森林和耕地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60%,出產多種木材和竹子,有鐵木、紅木、柏木等貴重木材,還產紫梗、桂皮、松香、茴香等許多特產以及黨參、三七、何首烏、砂仁、巴戟、黃連等名貴藥材。漁業資源豐富,沿海有許多漁場,最著名的是藩切和湄 公河河口附近的漁場,盛產紅魚、鮐魚、鰵魚等多種魚類,此外,還產珍珠、海帶、蝦等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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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幫會: 越南南部之堤岸(Cholon),古稱柴棍,又稱柴郡,鄰接西貢,有華人城之稱。嗣以市區擴展,堤岸與西貢聯成一區,簡稱西堤聯區;西元一九五五年,越南共和國成立,以之為國都,稱為西貢都城。溯自明末清初,一批忠臣志士陳上川、楊彥迪等,率軍民三千餘人,南渡入越,奉越王之命,移駐南圻,開墾嘉定邊 和一帶。嗣後華僑由海道南來越南經商者日眾,集居於堤岸,乃聯合福州、漳州、泉州、潮州、廣州、瓊州、徽州七府人士,成立七府公所,位於堤岸趙光復街(原名廣東街),公推殷商一人為「禡首」,擔任貨物評價,及排難解紛之責。公所內奉祀關聖帝君,故稱七府武廟,每屆朔望,參神飲宴,聚敘鄉誼。
一八○二年,阮朗嘉隆王統一南北越南後,體念華僑對其統一全越之功勞,特准華僑以語言習俗之區別,分幫自行管理。原分為廣肇、潮州、福建、福州、客家、雷州、海南等七幫,因粵、閩兩省以外各省華僑人數不多,乃悉納入客家幫。迨法國統治越南後,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將福州幫併入福建幫,雷州幫併入海南幫,於是七幫遂一變而為五幫,以迄於今。
越南堤岸華僑分廣肇、福建、潮州、客家、海南五幫自行管理之制度,實為越南華僑社會組織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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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幫各設幫公所,由本幫商民公推正副幫長各一人,負責傳達政府政令、徵集稅款、調解糾紛及代幫民申請各種許可證件;同時在西貢移民局內各設幫辦事處,專司協助辦理本幫僑民出入境手續之責。各幫幫公所均有會館 及嘗產,分別興辦學校、醫院、義祠、墳場等福利慈善事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軍隊入越北受降,倡議成立統一之中華會館,逐漸消除畛域之見,增進華僑團結,各方咸表贊同。後幾經交涉,乃於一九四八年九月,由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公署下令,將各幫公所改名中華理事會館。各幫幫長改為中華理事會館理事長,其候選人經中法雙方同意後,由各幫僑民選舉之,任期四年。堤岸五幫中華理事會館與西貢五幫中華理事會館,復聯合組織中華理事總會,公推一人為主席,設於七府武廟,即其前身為七府公所,是為西提華僑之最高組織。
一九五六年,越南共和國總統吳廷琰頒布強迫華僑越化之國籍法,嗣又下令解散各幫中華理事會館,此一越南華僑分幫自行管理之制度,遂告廢止。
南洋華僑“五大幫”之海南幫。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後,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本期史話試圖從瓊僑“去番”的成因及所形成的社會背景,多角度加深人們對海南華僑的認識和了解。
海南華僑是中國華僑群體中一個很大的部分,華僑界中歷來有華僑“五大幫”的說法,即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五個部分。也有人分為六部分: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廣西。華僑史學者則進一步指出:“‘鄉幫’是由具有同一出生地,持有共同的中國方言的人結合在一起的地緣團體。其中最大的是‘福建幫’和‘客家幫’,其次是‘潮州幫’和‘廣府幫’。此外,還有‘海南幫’等”。
“五大幫”的說法起源於何時,無從考證,不過最晚在19世紀初已經有了。有學者指出:在越南,阮氏王朝對待華僑,“1807年嘉隆王準允按籍貫、語言分幫管理。七府(漳、泉、潮、廣、惠、瓊、徽)五幫(福建、廣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產生。1834年又準允每幫設正副幫長”,管理華僑內外事務。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在華僑的群體中,海南華僑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後,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所謂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在清代,海南人還開辟了到東南亞的航線,一直到19世紀初,海南與東南亞之間的商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認為:隨著康熙年間海南社會的穩定以及移民的增加,海南北部瓊山、文昌、定安一帶的人均土地越來越少,由此“其一部分向島內偏遠的州縣遷徙,而更多的人投身於南方華僑發展的大潮,雖然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明其狀態,但可以想見,恐怕在乾隆年間就有許多人前往泰國、安南等地”。他又說:“19世紀的初葉,每年從海南到暹羅的帆船很少有40艘以下的,到越南南部的25艘,到河內以及越南北部的通常有50艘。其載重量在一百噸乃至一百五十噸。此類船只作為從事國外貿易的帆船,也是最小的船只,而其種類也最多樣。
瓊僑下南洋的成因與路徑,近代之後,國內形勢的動蕩是華僑大量出現的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後,人們的視野有變化,而且南洋的誘惑在於,這裏是歐美列強不斷發展中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生活水平也高於海南,恐怕這是吸引海南人出海到南洋的主要原因。
海南華僑出口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所謂“豬仔”的被輸出,二是自主的出口。關於“豬仔”的問題,在西方的文獻中,把拐販華工叫做"coolie trade",我國譯做“苦力貿易”,我國一般地方文獻資料用當時的俗稱稱之為“賣豬仔”。最早的文獻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張心泰《粵遊小記》,說:“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豬仔”,即契約奴隸的俗稱,世界性的奴隸貿易在19世紀中葉結束,但在遠東,這種販賣人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海南豬仔貿易大致開始於1876年而止於1913年,主持此類活動的是德國商人“森寶洋行”,它自1886年在海口設立“招工館”11 間,法國商人“哩哩洋行”與“幾利 洋行”,共設“招工館”8間。到1913年瓊崖綏靖處長鄧鏗槍斃豬仔客頭(名阿二,雷州人),販運豬仔的活動才告結束。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到底有多少華工被從海口運出,我們已經難以考證,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澳門和香港都是“豬仔”出口的轉運站,而“豬仔”的主要市場卻在汕頭、廈門、海口等商埠,可以說海口是清光緒後期拐販華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或許以此緣故,海南出洋的高潮出現的較晚,但人數卻很多,與此不無關係。
民國時期島內的戰亂,加速了海南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出國者極多,雖然沒有直接的統計,但資料顯示,從大革命失敗開始,國內的政治鬥爭的確是促使一些受國內迫害的人流亡國外。
民國時期海南東部沿海地區,出洋已經形成風氣。田曙嵐在《海南島旅行記》中說:瓊東“縣屬俗尚樸實,民性任勞苦,善儲蓄。在昔安土重遷,鮮有去鄉而糊口於外者;今則遠渡南洋,或工或商,與文昌、樂會二縣,同為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
民國瓊僑多是底層勞工,在民國時期,受海南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影響,海南華僑因其受教育的水平不高,主要是以勞動力的輸出為主。蘇雲峰先生說:“瓊僑在僑居地之社會地位,於20世紀50年代以前,是較低的一個方言群,因他們多屬工人階層”。此時期,海南華僑的整體教育水平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提升。有資料表明:“戰前,瓊僑受辛亥革命後華人社會舉辦華校浪潮的影響,以獨辦和公辦的形式,先後辦起了新民、育民、育德、瓊僑、培群、三民、樂善、啟光等華校,讓子女接受文化教育,但由於經濟條件所限,加之所在殖民國的苛刻限制與排斥,能夠上學受教育的為數不多,有的則接受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如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是暹羅(泰國)最高學府,學生數千人,1940年華僑肄業者不過十一人。據當時的一個估計,當時華僑不識字者佔華僑的百分之六十。瓊僑戰前的經濟地位較低,受教育的比例恐怕還要低”。
海南華僑限於當時的知識文化水平,開始來到居住國時,多以從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居多。據1973年出版的《馬來西亞、新加坡
瓊州會館聯合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中“鄉賢介紹”所記載的153人,其中第二代華僑僅有12人。幼年到南洋,雖有人開始受教育,但大多數的人,多是迫於生計,白手起家。這表明海南華僑在當地經濟社會中的角色,基本上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經濟手段的特徵。
海外華人社會中,華僑企業中也具有華人社會的性質,從其中企業家的職業分布就可以推知其企業中一般華僑的雇工情況。蘇雲峰還說:“1929年的調查,瓊僑約2萬人,商人及知識分子佔10%弱,工人佔90%以上”。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也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這些團體多以會館、公所的名稱,在組織鄉籍人士以宗教、娛樂、聯誼活動的同時,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華僑社團肇興維護族群利益,海南華僑最早的團體出現在新加坡
。
新加坡
自1819年開埠以來,海南前往新加坡
的人數眾多。約在1854年,隨著海南華僑人數的增多,有組織同鄉會的必要,由韓旺彝(又名韓亞二)和王志德等人士,議建瓊州會館。在光緒六年(1880年)新加坡
69名海南華僑捐資建立了瓊州會館。
在東南亞各地設立瓊州會館的基礎上,1933年11月,在新加坡
召開瓊僑各埠代表聯席會議,共有11個團體參加,15日在新加坡
瓊州會館舉行首次會議。成立“南洋瓊州總會”。後改名為“南洋英屬瓊州館聯合會”,1934年5月向當地政府申請備案,獲得批準。
泰國也是海南華僑最多的國家,其歷史則更加久遠,社團出現的較早。《泰國海南會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中說:近代以來,“當時因清朝政府腐敗,戰亂頻仍,人民生活痛苦,閩粵地區之農民紛紛南渡謀生,前來暹羅者尤為眾多,而瓊屬同鄉來暹者為數亦不少。其時早期來暹羅事業獲致成就之先賢雲策臣、陳元國、韓聯翼、楊白茂、吳安修諸先生,基於互助合作,以求發展之宗旨,乃集合志同道合之同鄉,成瓊州公所,籍以聯絡感情,致力公益事業,以本京挽叻應照廟為集合辦公處所。光緒戊戌年間,康梁倡議變法以後,海外華僑深受新思潮之影響,加以孫中山先生隨著來暹宣傳革命推翻滿清,各界僑胞益為之激動。我屬革命先進林格蘭先生為響應孫先生之號召,乃會同馮裕元等先賢另組瓊島會所,分別從事有關活動。後來瓊州會所由雲策臣之公子雲竹亭先生接長所務。……1945年8月,日軍投降,我國抗戰勝利,華僑歡喜欲狂,我屬旅泰青年為適應當時環境與配合勝利之措施,乃發起組織‘工商聯合隊’,從事有關活動,該組織亦成為我屬社團之一。
自從抗戰勝利後,社會環境事務日趨紛繁,各界鄉僑鹹以上述三社團之分立活動,各自為政力量渙散,亦不能適應時代需求,乃紛紛提出統一組織辦法,以期集中力量,共謀慈善公益和同僑福利事業之進展。經熱心鄉僑之分途奔走,多方接洽後,決定由瓊州公所、瓊島會所及工商聯合隊三機構各派代表若幹人,組成籌備委員會,籌組新的社團,定名為‘泰國海南會館’。”
1946年2月17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雲竹亭為理事長。泰國海南會館,設有育民中學等多種機構,逐步成為泰國海南華僑的核心組織機構。實際上,除了以上的組織之外,還有其他的泰國海南華僑組織。
如1946年3月17日,“旅暹瓊崖同鄉聯誼會”召開成立大會,明確宗旨為“聯絡感情,團結互助, 推進教育、娛樂,救濟與讚助社會公共事業”。有會員200多人,到1947年發展到1000多人。這個團體還組建了“啟光公學”,有學生200多人,教授 中文、泰文
轉自中華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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