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蔣經國。（網路圖片）
面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1991年4月，台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
1994年，台灣地區總統直選，讓台灣人民每人一票選舉總統。
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若不是有偉人的心胸氣魄、誰敢冒此政治風險？
當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
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彷彿是締造歷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 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只不過是歷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歷史的進程，死後其歷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歷史偉人。蔣經國， 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
按說，蔣經國是靠父親才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並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創業之君”。在二十世紀蔣家還搞“世襲制”，蔣經國能做個“守成庸主”就不錯了，離“歷史偉人”相距甚遠。
而在蔣經國離世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歷史偉人”。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 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誌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 之一。
蔣經國的一生，歷經風雨坎坷，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鎚把鐵板錘平。蔣經國在俄國集體農場耕過田，蔣經國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麵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蔣經國在俄國曾經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後面的水溝里，漂著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里的油水刮起來，用一隻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裡冷得出奇，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蹲縮在桶裡，度過寒夜漫漫。
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紮莫斯科的第一師，當過兵，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後，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製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30多年後，當老蔣把國民黨的大權交給他後，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象，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做為一代偉人，蔣經國的偉大之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清廉。蔣經國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擊貪腐，四是整飾政風。1944年8月1日他離開縣長任上（這是他的第一個正式職務）時說：“我在 縣長任內，未曾為我私人取用分文，動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電信費用，皆應在本人薪餉下扣除，不得在公費項下開支”；到台灣後，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蔣經國不許家人包括夫人與孩子，從事任何經商活動；他的夫人從不幹政，更不幫助任何人說情收取好處，其低調、樸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蔣經國去世後， 蔣夫人靠政府補發的20個月俸額為生，1992年俄羅斯一名官員以私人身份抵台訪問，問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說：“我沒有錢，怎麼回去？”自1937年離開俄國後蔣方良再也沒有回到那片生養她的土地。
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第一次主持“行政院會”就通過公務員10項革新，制定《貪污治罪條例》，規範公務員的行為，被視為不近人情；情治首長周中 峰、葉翔之等人均為蔣寵信，一次蔣出其不意到周、葉家中做客，發現居家擺設改變，門前車水馬龍，二話不說，旋即將周、葉二人調職，以肅官腐；嚴懲親表弟時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王正誼；不畏立、監委龐大的政治影響力，把十多位監委、立委移送法辦。
由於蔣經國的清廉與嚴懲貪官，他統治時期的台灣政風全面刷新，他全面執掌政權後的整個執政團隊，“部長”以上官員沒人貪腐，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清廉使蔣經國獲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統治集團內部具有了絕對的道義權威與一言九鼎的獨尊地位，當黨內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發混亂時，他一錘定音解除“戒嚴”施行民主，因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國民黨在民主後被人民清算。
為政。蔣經國為政是全心為民嘔心瀝血，為政方式是深入民眾從無官僚。在江西贛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鄉，打擊煙、賭、娼成效顯著；在上海整頓金融敢於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兒子，被老子干預放了，無奈發表申明向百姓謝罪），最終與孔宋權貴結怨；到台灣當政後一直重視物價，每天必看柴米油鹽糖及麵粉物價；李國鼎（財政部長）以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打動蔣經國，一生不喜歡李但仍充分授權，使李為台灣經濟作出傑出貢獻；有一年石油價格上漲，行政院長俞國華將石油價格上調兩元，蔣經國看電視報後道立即約見俞國華，指示俞僅能微調一元。雙方為此事發生爭執，俞以政府保本為由，力主不能調回。蔣說：“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還保什麼本！如果你不執行這項政策，回去好了！因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親民。在贛南，蔣經國經常短衣草履，上山下鄉，走村串戶，與百姓民眾任意交談；當時有人統計，蔣經國上任專員的第一年，在贛南11個縣轉了三圈，甚至能夠說出轄區內有多少橋樑和水利工程名稱；在贛南期間，平均每年下鄉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灣帶領退伍士兵築路，渴了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吃，在架在絕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考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進山21 次；1980年永安礦難挨家挨戶慰問；到煤礦參觀，接受礦上保衛人員搜身；晚年因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回台北後告訴侍從人員“腿疾日趨嚴重，腳像針刺一 樣”，侍從人員婉勸他減少下鄉行程，蔣說：“算了，待在辦公室還是一樣痛，以後不要再講了！”。
蔣經國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永遠與民同樂，永遠低調、樸素，永遠吃穿隨意。國民黨能夠在民主化之後沒有被人民拋棄，就在於國民黨享有了蔣經國為民、親民累積的政治遺產，
胸懷。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訪問美國，遭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未遂，事後蔣經國不僅未見任何惱怒，反而要求與刺客見面，並建議 美國放了刺客；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警方秉持蔣經國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於衝突中警方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達47人，群眾僅有40多人受傷，對峙中還是警方先退場。事後，形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蔣經國親自主導處理，無1人判死刑，僅施明德1人被判無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 月28日民進黨成立時，情治部門呈上名單抓人，蔣經國未批且平靜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制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台灣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提供了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的社會失控，民主變革的平靜、理性世所罕見。
政績。蔣經國實際主持台灣工作近20年，在這20年里，台灣的經濟以難以想像的水平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2-1959年為 6.9%，1960-1969達到10%，1971-1980年達到9.4%，1981-1990年達到8.1%，從1951-1989年3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從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9年已達7518 美元，從1951-1989年3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業率長期在2%左右；更為令人稱道的是，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過程中，台灣的貧富差距沒有迅速擴大，蔣經國主政年代，台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台灣的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更是經濟迅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控制在最小範疇的地區。
傳記作者漆高儒對蔣經國有一個很好的評價：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台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實現了民主在台灣的和平著陸。
作者：蔡慎坤
歷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
馬英九
時間:2010-08-23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經國先生病情突然惡化，吐血而去，舉國震驚。英九當時在總統府第一局工作，忙著準備安定政局、治喪及新總統繼任等幕僚作業，無暇傷心難過，直到午夜時分，公事暫告一段落，我癱坐在椅上。過去六年追隨經國先生的種種才猛然湧進腦海，一時悲從中來，突然想到從沒有跟經國先生單獨合照過。
蔣經國。（網路圖片）
我確不曾向經國先生請求合照過，但他留給我們的早已遠遠超過一張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貴的歷史景觀。於今距離那一刻已是十幾載春秋，臺灣經歷了許多變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幾度春風、黯然，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國先生所受到的歷史評價。十五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臺灣人民對經國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實包括了懷念過去以及期望未來兩種情緒。我追隨六年，有責任對他的施政就觀察所得做一較
完整的評析，以更深刻認識我們共同走過的路，從而思索今後繼續成功的途徑。
蔣經國時代
一九七二年，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國家實質掌舵人。當時內外環境艱困，但也是一個不畏艱險、無懼失敗、力爭上遊、逆勢奮鬥的時代。當年，中華民國對外關系出現空前挑戰，中蘇共的武裝沖突導致美日萌生聯中共制蘇共的思維，國際戰略局勢發生根本的變化。再者，一些開發中國家，右翼軍事政權腐化無能，使得紅色勢力繼續以理想主義革命的火種熊熊燃燒，這都使得中共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聯合國席位，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與日本建交等。無論我們如何忿忿不平，一連串的斷交接踵而來，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環境也非毫無希望。即使臺海緊張依舊，經二十年發展，臺灣已順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動了進口替代出口擴張，並實現了初期的資本累積，創造了一套能鼓勵生產並且合理分配的機制，穩住經濟，且具備更快速發展的條件；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內部也培育一批專業清廉的政務官員如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前輩，以及許多經驗豐富的優秀文官。他們知識廣泛，眼光前瞻，能為國家未來二十年規劃宏偉的發展藍圖。此外，盡管中共國際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無限。尤其民國二○年代曾在蘇聯當過紅軍軍官的經國先生，親身經歷了史達林的大整肅，並見識到在計劃經濟下蘇聯人民一貧如洗的慘況，他比誰都清楚，文革狂熱下的大陸人民必有夢醒的一天。
第一個戰略選擇：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那就是我們與中共的競爭不在於軍力大小或邦交國多寡，而在於生活方式的良窳：誰能改善人民生活並開創發展典範，誰就能在全體中國人以及全世界中，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這場競爭，如果輸了，我們將淪為負面的歷史記憶；贏了，將扭轉大局，反敗為勝。手中的資源既有限，就應集中在我們能主動掌握的強勢領域中。依這戰略，臺灣在外交上采較低姿態，爭取長期的和平環境，以全力發展經濟。一九七三年，推動十大建設，厚植國力。這計劃預定五年完成，需大量舉債，其可行性曾遭質疑，但他堅持跨出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也不曾放緩腳步。
他上山下鄉，結交民間友人，探求基層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讓閣員們發揮長才，大膽制定有遠見的政策。盡管他常被視為“政治強人”，但是他的首長們並非唯唯諾諾之徒。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身為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絲亳不減高瞻遠矚、獨當一面的本色，從來就不是經國先生的幕僚長。
臺灣的希望歲月
促成這種清明政風的領導風格，重點並非“強勢”，而是“正直”與“明辨是非”。也就是說，他以親民簡樸的作風為基礎，設定明確的發展目標，實踐公平正義的是非標準。今天回頭看，整個一九七○年代是臺灣史上的希望時代，不僅物質建設飛躍進步，整個社會更是同心協力，因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的參與、奉獻的共同記憶。這包括了“三冠王”凱旋歸國的狂歡，搭上國光號巴士駛上中國人第一條高速公路時的自豪感，鄭豐喜《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勵誌人生，林懷民舞出了生命樂章，黃春明、陳映真、王拓等“鄉土文學論戰”中強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則凸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的隱隱胎動，為日後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這種精神元素繼續澎湃不止，揭開更新的一頁：新電影的誕生、羅大佑的黑色叛逆、龍應臺的野火批判、楊憲宏的環保主張、詹宏誌的出版雄圖等等，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讓臺灣逐漸成為全世界華人的文化中心；而從“黨外公政會”的出現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更反映出本土反對力量的進一步凝聚與升級，臺灣政治多元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此外，林義雄母女命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連續發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時期，對外貿易大幅擴張，經濟也連續出現兩位元數字的高成長。財經首長正以無比的決心創造高科技產業的大環境。他們奔走說服金融集團貸款給那些雄才大略卻阮囊羞澀的年輕夢想家，並相信有朝一日後者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巨人時，臺灣才能不斷邁進。
臺灣經驗與大陸改革
毫無疑問，這應屬於全體臺灣人民，並非經國先生一人之功，不過他的領導確實協助創造可貴的時代精神，讓每一個人的創造力得以釋放。我們避開了中共的外交鋒芒，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十年間在生活水準、專業經驗以及文化創新上，遠超大陸。起初，中共並沒有認識到這種消長。一九七九年元旦他們正式與美國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圍臺灣最重要的一步，接著順勢提出了“葉九條”、“一國兩制”等主張，鄧小平甚至將統一臺灣列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務之一，以為中華民國政府不過是過去內戰中的手下敗將，靠美國人的武器和鈔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國人一抽腿，仿佛臺灣朝野即將驚惶失措，自動來歸。
我們可從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中，聞到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不過等到中國大陸再開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見識到臺灣的富足後，中共又急著辯說那是國民黨從大陸帶走黃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陸城市經濟改革遭挫，激起知識界深刻反思時，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才受重視。到民國七十八年“Tian an men Square事件”前夕，一些大陸學者開始用客觀的角度研究臺灣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經驗所反映的政治、經濟、社會理念。他們用肯定與贊美的筆觸描述蔣經國的政績，仿佛恨不得經國先生就是他們的領導，大陸或許可像臺灣一樣富足。就在這一刻，可以說臺灣贏得兩岸長期競賽的第一回，也證明了當年困局中的戰略選擇，確有遠見與智慧。
第二個戰略選擇：民主改革
除了經濟發展外，民主改革是經國先生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遺產。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線目擊部分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經國先生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訪問，我在一旁傳譯，他沈穩的告訴她：“我們準備在未來通過『國定安全法』後，解除戒嚴跟開放組黨。”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賓拜會結束後，經國先生照例問我有無報告，英九就率直建議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他要我直接去見張副秘書長祖詒，張副秘書長指示我草擬一個開放探親的方案，修改後在六月四日簽呈總統。這個草案就成為後來十一月二日開放探親的藍本。
一九八七年七月初解嚴前不久，我奉命草擬有關資深中央民代退職方案，曾兩次奉召到他的臥房報告，當時他重病纏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華民國的法統靠這部憲法延續，因此未來國會不需要再特別設置大陸代表。後來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召集的專案小組在經國先生過世的前一天通過了這個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後，我帶著方案到頭寮經國先生靈前，含淚向他報告：“交辦的工作完成了！”當場泣不成聲。
這幾項決策，對臺灣影響深遠。為何他晚年會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尤其他早年在蘇維埃社會，並無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國後立刻投入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到了臺灣後又主持情報與政戰工作。在組織嚴密與戰爭苦難的歲月中，易塑成敵我分明的單一意識形態，無法與時俱進，如此時大權在握，極可能拖垮國家社會，古今中外這類悲劇不知凡幾。然而經國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於他總是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突破他家世、教育與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確而務實的決定。
未來方向：臺灣優勢的強化
盡管今天的世界、兩岸與臺灣內部的問題，與他的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國家的基本目標卻是一致的。比較這兩個時代，今天這些基本目標的達成，同時有難易之處：難在於臺灣屬民主多元社會，使得共識與行動需繁複的過程與巨大的耐心，另中國大陸全力發展市場經濟、擁有過去不具備的經濟籌碼；易在於臺灣有較高的民主準則，決策與權力交接體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險，對市場經濟嫻熟，可掌握先機。
因此，我們的因應之道仍在於避開劣勢強化優勢。這裡英九提出兩個淺見，一是內部應停止政黨惡鬥，促進良性回圈及推動優質選舉，鏟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應肯定並追求普世價值，認清並因應大陸轉變。
各界建議停止政黨惡鬥的呼籲由來已久，但始終沒落實，關鍵在於當前兩大主流力量泛藍和泛綠均承載著互不相容的歷史余緒，前者視後者為“中華民國體制的顛覆者”，後者視前者為“外來政權”，這種敵我關系的定位，等於否定對方存在的價值，極易激發原始的恨意，使政黨和解與合作永遠缺乏基礎。因此，健全政黨政治首應建立新的史觀論述，承認泛藍與泛綠共同打造“臺灣奇跡”，也須共同創造臺灣未來。這種論述成為主流見解時，才可能出現真正忠誠的執政黨與忠誠的反對黨，使得政黨競爭導入正軌，否則盡管威權政治沒有重生的土壤，但政黨長期惡鬥卻足以癱瘓政治，耗盡社會成本。
我們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態度，在史觀論述與言行典範上開創新的時代精神。高雄市議長選舉賄選案上，藍綠雙方競相以壯士斷腕的魄力，整飭黨紀，並逐漸形成改選議員的共識，可說是難得一見的良性競爭，值得肯定。
經國先生過世之後，李登輝總統持續民主化道路，並獲得重大成就；不過，不能回避的是，威權的執政體制轉換成以選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金錢作用被擴大了，不但未受到應有的控制，反有如權力之酒，越渴越飲，不但腐蝕了國家體制，更敗壞社會風氣，使得不正當手段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除嚴格執法外，更應降低金錢在選票上的作用，須結合有志之士，創造一種選舉模式，既幹凈又環保，且花錢不多。事實證明，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臺北市長選舉就是一例。當這樣努力成為主流時，即可成功阻斷問題源頭。
肯定並追求普世價值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對立的時代已經結束，“全球化”成為最新的趨勢。事實上，過去無論是何種意識形態，都宣稱具有普世意義，都必然是某種世界主義，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說是人類工業化至今，付出許多代價後，為最多國家所接納，最接近人類共識的一種思想與實踐。上一世紀就開始，每年除夕午夜，電視螢幕上傳來的新年倒數畫面，無論在雪梨、臺北、東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紐約，呈現的都是高樓、廣場、雷射煙火以及歡呼的年輕人群，相同表達形式的背後，就是近似的情感與心靈。
因此無論任何國家如何決定他們的全球化腳步，基本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個人價值受到充分尊重。從宏觀而言，臺灣內部建設與發展正在呼應這樣的潮流，並努力取得領先的地位。這應是我們處理臺灣與大陸關系，以及臺灣與世界關系的基本理念。
認清並因應大陸轉變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客觀中肯看待中國大陸的變化。如今中共的發展理論和政策，轉變成在民族主義意志中進行務實的經濟建設，我們不應回避這兩者結合所能產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為我們走過類似的路。但我們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懼，臺灣經濟的延續發展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無論就歷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過中國大陸，因為這意味著不但拒絕大陸的市場和資金，也拒絕全世界能夠經過臺灣進入大陸的資金，而這兩者正在形成亞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如果切斷這一大塊，我們將面對一方面無法控制臺灣資金繼續流向大陸，一方面又同時拒絕大陸資金以及經過臺灣流向大陸的海外資金的困局。這樣的結構一旦成形，不但使得臺灣的經濟成長受限，更危險的是，由於利基縮小，越來越多的菁英將無法在臺灣獲得發揮長才的空間，使得中共得以展開雙手。
此時，任何刻意醜化這些菁英的言論，只會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們的出走。有人辯稱，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與中國大陸有著充分的經貿交流卻仍不免衰退。對此應該反問，如果這些地方不與中國大陸交流，他們的經濟會更好還是更壞？
事實上，這些地方的政府在規劃振興經濟之道時，沒有人認為應該切斷或緊縮與大陸的交流，相反的，他們都在認真計劃如何放寬雙方在人員、商品、技術、資金
往來中的限制，以開拓更多的大陸業務，沒有一個認真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者會有切割或封鎖的念頭。難道我們奮鬥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會員國消除經貿壁壘嗎？
盡管如此，兩岸擴大交流確實會促成雙方人民的利益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其政治態度，這是對臺灣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驗。如果我們的民主政治是貨真價實而且具有典範力量的，那麽我們將沒有任何懼怕的理由。中共或許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壓迫臺灣人民服從其政治利益；不過大陸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據臺灣的民主典範來改造整個國家機器，從而削弱中共單方面發號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對臺灣軍事威脅的根本辦法不僅在於與中共討價還價，更在於改變大陸人民對臺灣的看法，幫助他們認識到對臺動武是一件羞恥與不智的事情。除非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半調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圖的包裝，否則沒有理由在兩岸社會之間裝設精神電網。
蔣經國精神歷久彌新
從追憶經國先生到思考臺灣未來，區分了兩個時代的傳承、演變、差異以及政策基礎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隨經國先生六年的時間中，看見他為政的內斂、沈穩與自省，深刻體會到“高瞻遠矚”、“慎謀能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義。經國先生生前說過許多話，但關鍵並不在於那些話的字面意思，更不在於誰跟他最近、聽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傳”。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成功的因素，並在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中，取得再進步的力量。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必把他神化。我們紀念他，
是懷念那一個滿懷希望的時代，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遠去，但是時代的精神卻長存。後繼者應有效法他的雄心，臺灣才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文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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