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運到臺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臺灣沒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臺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蕓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
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臺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於中央銀行國庫，只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臺。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後來在臺灣的關系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願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 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臺灣局勢穩定之後，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臺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於懷？
持續運金
蔣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那一天，父親正在臺北。他與陳誠一起坐飛機，本來計劃飛南京，但到了浙江富陽上空，突然得到命令改飛杭州，15時20分到達杭州筧橋機場後，父親才知道“大局劇變矣”。
在杭州，父親見到了專程從南京飛來的蔣介石——我推測，蔣介石在宣布辭職後，第一批見的人就是陳誠和我父親。父親在日記裡形容“老先生甚安 詳”，但並沒有記述他與蔣介石會面的具體內容，不難猜測的是，蔣介石肯定向他詢問黃金轉移之事。我想，蔣介石“安詳”的背後，也是因為仍保留國民黨總裁一職的蔣介石，雖然在表面上隱退回溪口老家，但仍以無線電臺的電訊及密碼控制著軍政，也牢牢掌握著國庫黃金向臺灣轉移之事。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1949年2月，解放大軍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蔣介石的施壓下，繼俞鴻鈞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劉攻蕓不得不同意繼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出去。
1949年2月7日，12萬兩黃金被民航飛機運到臺北，但不知為何走漏了風聲，香港的《華商報》登載了此消息。擔心李宗仁會出面阻擋，蔣介石指示出動軍機，在2天內將剩下的48萬兩黃金運送完畢，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都出面執行了此項任務，可見蔣介石對此事的重視。
這就是第三批運臺黃金。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一樣，第三批黃金也並沒有正式入賬，都成了財務署掌控的絕密軍費黃金。在這一時期的日記裡，蔣介石對阻撓黃金轉移的劉攻蕓非常惱怒，也很不放心。1949年6月曾留學英美的劉攻蕓下臺，1950年離開臺灣赴新加坡，直到1973年病逝。
此時中央銀行轉移黃金之事，已經曝光。黃炎培的次子黃競武當時在中央銀行任稽核專員，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黃競武開始有意識收集中央銀行把庫存黃金、白銀、美鈔、英鎊偷運臺灣的資料，並暗中和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為特務偵悉。1949年5月12日，黃競武在外灘中央銀行辦公室4樓被國民黨特務綁架，5月1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8天夜間被絞殺。黃競武的遇難也加重了央行副總裁李立俠的震驚和疑懼，他開始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揮，反對將央行檔案隨國民黨政府轉移到廣州。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蔣介石決心將上海國庫的最後一批黃金白銀取走。5月14日，父親專程從廣州飛到上海處理。第二天清晨， 他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飛到大場、龍華、浦東上空視察，只見到處都是火頭，表示解放軍已在東面和西面合圍了上海。下了飛機，正好遇見奉蔣介石之命、從臺北飛來的蔣經國。在他們的運作下，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出面，向中央銀行下手令，“除暫留5000兩黃金、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移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就是臺灣。
從5月18日開始，近20萬兩黃金和120萬塊銀元被陸續用艦船運走。還有少量銀元和銀錠沒來得及運走，就散亂地在扔在碼頭上。其中運送黃金的105號登陸艇，出了吳淞口後還發生起義事件，結果兩天航程走了兩周。這第四批運臺黃金也是秘密軍費，歸到父親的財務署掌管。不過也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批黃金應該有40萬兩，其準確數字，目前尚無定論，因為當時兵荒馬亂，運送的軍艦和船只至少有12艘，在炮聲隆隆中，都是裝載滿就開航，無人監運，也無人記錄。眾所周知，湯恩伯在50年代想擅自飛到日本，被蔣介石知道後派人將他強行拉下飛機，經查他早花了幾萬美元在日本買了處豪宅，這是否與這20萬兩 的差額有關，目前尚不得而知。
1949年8月，國民政府分兩次、每批10萬兩的黃金到臺灣。總數為20萬兩黃金中的10萬餘兩被運到廣州，作行政費用，剩下的9萬多兩被用做軍費。從時間上看，這是第5批和第6批。蔣介石親自運作的黃金大轉移，至此畫上句號。
蔣介石轉移國庫黃金，對外，是防止落入共產黨手裡，對內也是怕落入李宗仁等桂系手裡。蔣經國寫過一本《我的父親》，其中寫道：“……父親 （註：蔣介石）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
蔣經國在這本書裡還提到一件事：把黃金運到臺灣後，蔣介石又想起，抗戰結束後從一些漢奸手裡沒收來的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於是命令蔣經國再回到上海，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聞知此事的李宗仁立即下令不準移動這箱珠寶，還將管理保險箱的人支到香港，讓蔣經國無法取出。
蔣經國回憶：“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兩黃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臺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蔣經國的這本《我的父親》曾公開出版過，但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又都收了回去。幸而他送給我父親的這本成了“漏網之魚”，讓我在幾十年後看到了蔣介石與桂系為黃金之事進行的明爭暗鬥。
黃金賬單
1948年底，第一批黃金白銀是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運出的，不僅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手桂系不知情，他最大的“敵人”中共也絲毫不知。大家完全沒想到：7個月前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已經在做逃亡臺灣的準備。
那麽，第一批260萬兩黃金運臺以後到哪里去了？根據臺灣大溪檔案，這筆黃金最大的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臺灣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萬兩黃金和1000萬美元，做了2億新臺幣發行的準備金。
第二批黃金運到廈門後，經財務署清點發現多出9萬多兩。父親在日記裡批評“央行糊塗至此”。其實這也並不是央行的粗心，因為這些黃金都是用金圓券兌出來的，計算上肯定有誤差。而且這筆黃金又是用軍艦運的，數量也不會那麽精確。而第一批是用海關的艦運的，所以數字很精確。父親向蔣介石請示，如何分配這多出來的錢——每一筆軍費的支出，當然都經過蔣介石的最後核準。
我在父親的日記裡發現，在廈門負責提調這筆黃金的，是財務署的李光烈。李光烈我很早就認識，到了臺灣後，他一直擔任財務署總務科長一職，逢年過節時他會到家裡來拜年，我們家裡有什麽雜事，比如房子漏了之類的，都會去找這位“李科長”。我怎麽也沒有想到，他也參與了黃金運輸。
1997年，我走訪了李光烈，李光烈告訴我，當時他手裡有個密碼本，專門接受我父親密電，父親需要提出多少金銀，就發密電給他。他接到密電後，立即到鼓浪嶼提出金銀，然後將金銀分送到前線各主要據點。
值得一提的是，從1949年5月到8月，存於廈門的這筆黃金白銀的支出，在臺灣“中央銀行”檔案裡都沒有記錄，目前所能找到的，是大溪檔案裡、現存臺北“國史館”的只有“廈行撥交吳嵩慶黃金”這樣一個總數和粗略記載。而在父親的日記裡，他每筆支出都有向蔣介石詳細匯報的記錄，但或許蔣認為這是他秘密的軍費藏金，不願讓其他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也未將父親的報告入檔。臺北“國史館”後來應我的要求，找到了父親在1949年12月5日在成都“上 ‘蔣總裁’”的軍費報告，一共有3頁。報告上面有蔣介石親筆批的“存”字。這是在蔣介石檔案發現的唯一一份與此有關的資料。
第二、三、四批黃金，都是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取出來的，作為這筆“軍費”的保管人，父親其實已經掌握當時全國國庫裡絕大多數的金銀外幣。所以他的地位也極為特殊，連中央銀行都要通過蔣介石向財務署貸款。而這些黃金的運用，則完全由蔣介石一人所控制，即便是時任的財政部長徐堪也無權調用。而蔣介石調用黃金的指示完全是口頭的，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只有蔣介石和我父親兩人知道。
為支付各地軍費財務和金銀運輸，父親乘坐老式軍機，頻頻出入各地，這些飛機都是“二戰”的剩餘物資，戰亂中飛機保養更是不足，為了趕時間，只要加滿了油就飛。在這之前兩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來3架民航機，不到一個月後在上海與重慶又掉下來3架。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一切自有天意，上了飛機就呼呼大睡。現在想起來，還真是為他捏把汗。還有一次，父親從杭州飛南京，起飛後，“飛行員孫君找不到南京目標，至12時半在常 州機場降落，略問鄉人後，又起飛……”機師要問鄉人後方知方向，真可列入近代版《拍案驚奇》。
父親在日記裡提到一件事，1949年8月初，他接到蔣介石電話，要他把剛剛運往蘭州的5萬兩黃金追回一部分。既要完成任務，又怕馬步芳多心，父親左右為難。還沒等父親采取行動，8月25日，解放軍攻占蘭州，馬步芳逃到重慶，蔣介石白白丟掉了5萬兩黃金。這一大筆黃金大概有一部分進了馬步芳個人口袋，後來馬步芳到臺灣不久，就溜到中東去鬧桃色新聞，搞得當地華僑怨聲載道。
國共內戰到了後期，金圓券實際上已經一錢不值。要維持國民黨軍隊的軍心，也必須靠黃金、銀元這些“硬通貨”。但從後來的情況看，國民黨不少黃金軍費就這樣打了“水漂”。1949年9月，父親的日記記載，財務署還往迪化（烏魯木齊）運了兩架飛機、近10萬兩的黃金。9月26日，新疆的陶峙嶽部隊便宣布起義。
1979年香港《文匯報》曾登載過這樣一條消息：1959年4月，新疆的地質考察隊，在羅布泊荒原上測量時，意外地發現了4具屍體，其中一 具屍體下壓有“國民黨時期的巨額黃金券”——也就是一錢不值的金圓券，同時，在他身下還發現一個裝有5公斤黃金塊的袋子……這些黃金大概就是財務署運補新疆陶峙嶽部隊的。
財務署掌管的這筆經費，其實也成了蔣介石的“小金庫”。1949年7月，蔣介石曾到菲律賓參加過碧瑤會議；8月又赴南朝鮮與李承晚會談。父親的舊屬趙誌華告訴我，赴這兩個國家所需旅費及購買禮物等的近16萬美元開支，都是從財務署管理的軍費外匯裡支出的。另一位曾在財務署工作過的董德成也告訴我，蔣介石到臺灣“複職”後，他也用這筆外匯應付一些額外的需要，比如轉撥給他喜歡的親信一筆錢，資助其留學或創業等。我後來發現，臺灣有名的《聯合報》的創業資本，也是蔣介石從這筆錢裡劃撥的。這些由蔣“總統”直接支出的費用，還曾惹得“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不高興。父親在日記裡說：陳誠對他“頗有微辭”，我猜想跟這個“小金庫”的存在有關。
最後的軍費
到了1949年秋天，國民黨在大陸基本上大勢已去，但是臺北財務署保管的黃金還是繼續往各地區輸送，作為蔣介石信任的一名國民黨將領，父親以自己的方式，向他效忠的政權做最後的挽救努力。
父親是11月17日從臺北飛到重慶的，當時的重慶已是一片亂象，國民黨內部也是各自為自己打算盤。11月26日，父親向他的老同事、時任重慶空軍第五司令晏玉琮請求派飛機送一批同仁眷屬到臺灣，晏玉琮要求“借現洋1萬元”作為交換條件。父親也只好答應。在解放軍攻入重慶前，晏玉琮下令將停在機場上的4架驅逐機和6架高級教練機一並炸毀，這讓蔣介石痛心不已。晏玉琮到了臺灣後即轉任副職，在空軍的前途就此終止。
11月28日，解放軍已攻占重慶南部的綦江，15兵團司令羅廣文只身逃脫到重慶。當天下午，蔣介石在蔣經國、俞濟時陪同下乘車巡視重慶市區，沿途車輛擁擠，交通混亂，憲兵、警察已經無法維持秩序。第二天，情勢對國民黨更加不利，重慶除西北面外已完全被解放軍包圍，市民們都爭相出城逃避。當 天董德成等人奉命從重慶往成都撤，他後來向我回憶，當他們出城時，正好遇到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乘坐幾輛黑色轎車，視察警備司令部，但是出城的人潮洶湧，無奈之下，蔣經國和“總裁辦公室秘書室主任”黃少谷只好下車親自指揮交通開進。
當天晚上22點，蔣介石下榻的林園後面槍聲大作，周圍又不斷傳來各兵工廠的爆炸聲，在蔣經國的勸說下，蔣介石決定赴機場宿營。這時，公路上撤退的汽車已擠成一片，混亂不堪，蔣介石的座車在途中被阻塞了3次，無法前進。蔣經國在日記裡回憶，蔣介石只好下車步行，然後再改乘吉普車，午夜時分才到達白市驛機場，這天晚上是在蔣介石的“中美號”專機上住的。
當時為蔣介石開專機的飛行員衣複恩回憶：“……當蔣介石、蔣經國、顧祝同、俞濟時、陳良、吳嵩慶等一行，趕到白市驛機場時，已是11月29日午夜時分。蔣介石一言不發登上飛機，進了艙房，即行就寢。”蔣介石的專機在第二天早上6點才起飛，此時，解放軍已在機場前方20里。
但是，衣複恩的回憶有一個小錯誤——登上專機的人群中並沒有我的父親。
11月29日一早，父親和“國防部”次長陳良一起，親自押運60萬銀元到成都。頭天晚上，為了監督清點這60萬銀元他一夜未睡。60萬銀元約16噸，還有財務署自己存的黃金銀元，大概需要8輛大卡車。在炮火連天之際，亂兵難民阻塞的路上，押運這些銀元車，無疑是件有很大風險的事情。
到了29日下午，他和陳良接到提前去機場集合的命令，陳良當即離開車隊赴機場，父親堅持留下來等候楊森來取銀元。30日淩晨1點，運銀元的車起程，“在最後兩小時中，炮聲不絕，令人臉無人色”。當蔣介石的飛機起飛時，父親正走到距離機場不遠的公路上，他要親自押運這些車到成都。
父親走的是重慶—壁山—銅梁—遂寧去成都，這個路線靠近前線，比較危險，他之所以這樣走，還是為了給在前線的國民黨士兵發餉。沒想到，這一 番“忠誠”卻換來了一個羞辱。到了銅梁以後，後面的運款車隊還沒到，父親先去見楊森和羅廣文，報告此次送款情形，但“楊甚傲，即言快繳（銀元）而已”。
運銀車開得比較慢，一直沒等到，父親於是派人去尋找。20點，父親遇到了楊森，向他報告找車經過，但楊森只是聲色俱厲地催促他趕緊交出銀元，父親不滿，轉身要走，沒想到楊森開始大聲叫罵，不僅扇了他一耳光，並大喝要槍斃他。楊森身邊的衛士掏出槍對準父親，這時幸虧旁邊的人把我父親拉走。楊森還是不甘心，又派士兵看守，一直到找到銀車繳清了銀元，父親才被解除看管。
父親認為此事是他平生的奇恥大辱，後來絕少提及。其實以他的署長身份，本可以不必要親自押送銀元，更不必把銀元直接送到楊森那裡。楊森之所以大動肝火，我猜測，除了軍閥本色外，很可能認為在這兵荒馬亂之即，還有人上門送軍餉，一定來意不會那麽單純，是代蔣介石來“查哨”的。除了驕橫的軍閥楊森外，部分銀元也發給15兵團司令羅廣文。但羅廣文不久就宣布起義。
蔣介石與蔣經國等人飛到成都後，久久不見父親歸隊，都以為他已經被俘虜或遭遇什麽不測。直到5天後，父親與他押運銀元的車隊，一起抵達成都。蔣介石知道楊森的舉動後大怒，他在日記裡稱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軍閥“跋扈魯莽”，到了臺灣後再也不用楊森。
12月6日，財務署還從臺北空運5萬兩黃金到成都，補給退敗入川的胡宗南部隊。父親曾經的一位下屬趙掄元回憶，因為這些黃金大多是500兩一塊的大金磚，所以他們緊急送到造幣廠，連夜趕工將大金磚切成一兩一塊的規格，作為胡宗南部隊急待的軍餉。
12月7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成都等候劉文輝、鄧錫侯來開會，等了一下午不見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劉、鄧兩人已與中共代表聯系好，準備起義。 這一天也是父親在大陸的最後一天，登機時，因為人太多，只得將行李拋棄，他留在成都的5萬兩黃金，以後也沒人提起過，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裡。
1949年12月10日14點，蔣介石乘專機從成都飛到臺灣，從此再也沒有踏足大陸。這一天，盧漢在雲南通電擁共。此時國民黨政府已幾乎完全被逐出大陸，但當時海南島及舟山群島仍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財務署還向海南島等地運送金銀，大概是期望這部隊還能堅持一陣子。到了12月14日，父親 在日記上寫“空軍認為（運款）赴滇都不可能”，國民黨在大陸的軍費支出，就此永遠畫上句號。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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