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英華
1942年秋，溥儀妻子譚玉齡得了感冒，治療期間譚由於尿液排不出去，感到異常難受。於是那個日本醫生提出要給譚玉齡導尿，大概是因為這樣做要接觸譚玉齡的身體尤其是下部，作為一個「皇后」，「皇上」怎麼能夠同意如此的做法呢？溥儀考慮後，表示堅決不同意。在這之後，譚玉齡的病情越來越重。
若說，在溥儀的腦海中，始終佔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裡來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說就是譚玉齡了。
她也是滿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學生。1937年，溥儀與婉容的感情業已破裂，於是他經過北京的一個親戚介紹後，從北京將她接到了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
異常神速，二人結了婚，他將她冊封為“貴人”。她遂成了他的“復辟事業”中的又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
應該說，譚玉齡在那時的幾個妻子中，一度最得溥儀的寵，她對溥儀也非常“忠心”。
大約在1942年秋天，譚玉齡偶然得了一次並不算很重的感冒，後來看了幾次也沒好。溥儀於是親自派去了他的兩名貼身御醫為其診治，一名是他的貼身侍醫佟闊泉，一名是徐思允，這兩人，都是當時宮中最有名的中醫大夫。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溥儀首先叫佟闊泉和徐思允兩人一起商量診脈開藥方，然後，經過溥儀親自在藥方子上修改、增減，再派人去抓藥給譚玉齡煎服。
確切地說，溥儀只是粗通中醫知識。在此之前，溥儀就曾親口對我說過：
“佟闊泉是北方人，開的藥方劑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為人謹慎，開的藥方劑量特別小。所以嘛，我就得親自動手給予中和中和……”。
我對藥理一點兒也不懂，不知道溥儀的這種“中和”方法對治療譚玉齡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譚玉齡的病總是始終未見一點兒好轉。
後來，溥儀又找來了一名西醫大夫黃子正。他原是長春市內一家私人小醫院的主治大夫，因為當時西醫在偽滿不太受歡迎，所以收入也比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灣原籍去，可巧前幾年溥儀的大腿內側起了一條紅線，讓黃子正大夫給治好了，於是，溥儀賞賜了他五千元，叫他繼續開那家小醫院，實際上他也就從此成為了溥儀的“御用”西醫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儀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偽滿宮內廷來為溥儀診治一下。
因為譚玉齡的病仍不見好，溥儀便又找來了黃子正大夫進一步確診。過了一些日子，溥儀見譚玉齡的病還是沒有一點兒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腳，又叫來了一個針灸大夫林永泉給譚玉齡作針灸治療。也不管有無效果，簡直成了胡找廟門亂“燒香”。
結果適得其反，“譚貴人”的病不但沒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後來，溥儀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好通過黃子正又找來了偽滿新京市醫院的一位日本西醫給她治療。
當時，我們幾個學生按照溥儀的“旨意”，參加了在譚玉齡居住的寢室外屋的輪流值班。
也就是說，譚玉齡從病重期間一直到去世為止，我都參加了在她旁邊的守候，所以，對整個診治過程我都可以說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幾天里，我和幾個學生終日輪流在外屋為譚玉齡準備熬中藥或燉人蔘湯，並隨時聽從溥儀的差遣。對於譚玉齡那幾天的病情發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詳細。
對於譚玉齡的逝世，歷來眾說不一，但絕大多數是主觀猜測或以訛傳訛。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問題上，始終紛爭不已。這個歷史“事件”的真相，我覺得作為她逝世當天始終守候在她身旁的當事人，我責無旁貸將那時的情形公之於眾。
幫著打下手或煎藥。出於對譚玉齡的關心，那時，我對屋內的任何一點動靜都格外留心。
當天晚上，那個日本大夫帶去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女護士，從那個女護士胳膊上抽血給譚玉齡胳膊上注射。
就在譚玉齡病情如此嚴重之際，我還聽到她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向我們問道：
“皇上進膳了沒有？吃的是什麼……啊？”
當時，我真感動得差點流出了眼淚，心想，“貴人”心地真是不錯呀。溥儀上哪兒再去找這麼好的妻子啊！不知怎麼的，我也在內心虔誠地念叨著：保佑“貴人”早日康復吧。其實，這一點兒用都沒有。她的病持續惡化不已。
時間已經到了深夜。治療仍在緊張地進行。
忽然，聽說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吉岡安直，來到了宮內府候見室。他讓門口的傳達人員毛永惠馬上告知溥儀，立即找正在給譚玉齡治療的日本醫生，去候見室與他會見。
溥儀哪敢不遵命？於是，那個日本醫生中斷了治療，去候見室里與吉岡談了許久。談話內容，當然無人知曉。
之後，那個日本醫生又回到了內廷，走進譚玉齡的居室，繼續為她治療，但他已經沒有了原來的那種緊張的神態了。他在不緊不慢地、無聲無息地給譚玉齡治療著。
過了一會兒，譚玉齡由於尿液排不出去，感到異常難受。於是，那個日本醫生提出要給譚玉齡導尿，大概是因為這樣做要接觸譚玉齡的身體尤其是下部，作為一個“皇后”，“皇上”怎麼能夠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儀考慮後，表示堅決不同意。在這之後，譚玉齡的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就漸漸聽不到她說話的一點兒聲音了。
又過了許久，溥儀可能是因為譚玉齡已經瀕臨死亡，再也無法搶救過來，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樓上休息去了。臨走之際，他叫我們幾個學生和那個針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譚玉齡的床前為她做臨終前的祈禱。
只見當時譚玉齡合著雙眼，仰卧在床上，身上蓋著絲綢夾被，面部還露在外邊。我們面朝著她，緊張而又嚴肅地站在那裡，向她虔誠地合掌默誦佛經——雖然我也並不怎麼懂得“佛經”，只是跟隨眾人一起哼念著……
秋風瑟瑟。後半夜，我們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見譚玉齡突然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從鼻孔內流出了兩條鼻涕，那張周正的臉稍稍歪向了一側。隨後，她就變得再也無聲無息。
譚玉齡就這樣默默地與世長辭了。
噩耗馬上稟報給了溥儀。我們也隨之忙亂了起來，在溥儀的“旨意”下，我們幾個學生默默地退了出來，由平常伺候他的幾個媽媽給她更換“壽衣”——這是早就提前準備好了的。然後又將她的遺體從緝熙樓的居室內，抬到西花園植秀軒的堂屋裡停放。
接著，溥儀將我們幾個學生叫到他的寢室內，向他稟報譚貴人逝世的經過。我們含著眼淚，向他詳述了前後的情況之後，溥儀讓我們在植秀軒院中輪流守候著譚玉齡的遺體。
第二天早晨，溥儀特意派人為譚貴人買來了嶄新的滿族服裝，讓媽媽們給她換上，然後，將她慢慢地安放在準備好的靈柩中。溥儀對我們講，為了超度她的亡靈，又請來了一些僧侶為其誦經、超度。
過了一會兒，溥儀打點停當之後，又將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邊，鄭重其事地說：
“你們倆趕快去換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給譚貴人守靈……”
我們倆聽後，剛要走，溥儀又叫住我倆，叮囑說：
“你們倆這是當作譚貴人的孝子，要誠心地守在靈前，而且要按時祭拜。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辦。”
“您就放心吧……”
我們倆一前一後地回答著溥儀。
回去換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後，我們倆就按照溥儀的要求，一齊跪在了譚貴人的靈前，確實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儀的統一吩咐下，宮內的各色人等也都紛紛來靈前做了祭拜。祭奠儀式，從頭到尾都搞得挺隆重，驚動了整個“新京”。
就這樣，譚貴人的靈柩在植秀軒照規矩，一直前後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後，溥儀又讓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靈柩，跟隨著抬“大杠”的隊伍——多少杠，我可不記得了，但在當時是異常隆重的，一直將其護送到了長春“般若寺”的最後一層院的北房正中央。
據我所知，全部喪事辦完後，溥儀還特地派了專人在長春般若寺中為“譚貴人”看守靈柩。
“譚貴人”的靈柩在偽滿垮台後的處理情形，我是在1957年受到“免予起訴”，從撫順回到北京後，見到了溥儉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們先後告訴我 說，他們在溥儀從長春逃走後，也隨之倉促地逃跑了，根本沒來得及處理譚玉齡的靈柩之事。當溥儀乘飛機赴瀋陽，撇下這些人後，他們又從大栗子溝返回長春時，才將譚玉齡的屍首火化，帶回了北京。
大概，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曾為譚貴人“披麻帶孝”，溥儀又曾將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著溥儀的很多家事，所以，當時溥儉和毓萶就將譚玉齡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現在仍居住的西城區南官房的家裡。
這樣，在家中，我一直替溥儀默默地為“譚貴人”守著“靈”。
譚玉齡那風姿綽約的形象，以及那鶯回啼轉的嬌音，也曾時或闖入我的夢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臨逝世前的“謎團”，始終纏繞在我的心頭，多年來也沒解開……
摘自《末代皇帝立嗣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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