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我的家，我是中國人。
她的名字，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她寫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但用的主要都是英文和法文；她一提起周恩來總理，就會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她持有的是英國國籍，卻一次次地告訴別人自己是中國人。
她，叫韓素音。
韓素音出身於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跨國家庭。
她的父親周映彤是中國第一代庚款留學生，在比利時認識了出身於貴族家庭的瑪格麗特。
1913年，周映彤帶著瑪格麗特私奔到了中國，後來他在鐵路部門謀得了職位。
韓素音與父親周映彤
這樣東西方結合的家庭，在當時的中國十分地少見，作為一個高鼻子的外國人，瑪格麗特常常被人嘲笑和排擠，現實的殘酷很快將愛情消耗殆盡。
她討厭這裡，每天都吵著要回歐洲去，但每次都敗在了丈夫的挽留下。
瑪格麗特
鐵路修到哪，就得跟到哪。所以他們家不得不在各地輾轉，1917年9月12日，被調到河南信陽工作的周映彤，迎來了他的女兒韓素音。
韓素音幼時
韓素音還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他們一出生就面臨著，血緣和文化的雙重矛盾。他們在家講中文，出門學英語；吃歐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著中式服裝、帶著毛筆和銅墨盒上中國學校，下午又去法國修道院學校……
左一：韓素音
作為一個混血兒，中國人看不起她，外國人也看不起她。
她是在母親連綿不絕的抱怨聲中，周遭所有人的嘲諷譏笑中長大的。
她的母親希望子女們未來回到歐洲去，所以禁止子女們學漢語，但韓素音卻從小就表現出，對漢語極大的熱情，倔強地表示一定要學習這門語言，做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十二歲那年，在街上見到許多可憐的盲人後，她向父母宣告了自己的夢想。
“爸媽，我要當大夫。我才十二歲，但我要懸壺行醫，要為盲人治病……我不是在做夢。我要當醫生，我要給盲人做點什麼，讓他們重見光明。”
但是，她的父母只覺得她在說夢話。
15歲的時候，她為了賺取進入醫學院的學費，去往北京協和醫學院當打字員和秘書。1933年，她進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1935年，她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獎學金，然後遠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學醫。
1937年7月7日，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七七事變”爆發，震驚中外！身在布魯塞爾的她得知消息後，奮不顧身地走上大街，聲援中國抗日，示威遊行，她還撰寫了許多抗日文章，發表在當地的報紙上。短短七個月的時間，她在法國和比利時，就做了128次抗戰演講。
1938年，這個“半吊子”的中國人，毅然放棄了熱愛的學業，決定回到戰火紛飛的中國去。“中國，中國是我的骨肉，我的靈魂，我的氣息，我的生命！”於是，她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在這艘輪船上，她和第一任丈夫唐保黃邂逅了。唐保黃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唐生智的侄子，英俊瀟灑，滿懷愛國熱情，她淪陷在了他的大丈夫氣概中。
1938年10月初，他們到了當時全國抗戰中心武漢，在那裡，兩人舉行了一場簡單的婚禮。韓素音覺得很幸福，她以嫁給了純正的中國人而自豪。婚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噩耗便傳來：日軍即將攻打武漢！唐保黃效力於國民黨軍，因上級命令，他不得不跟隨軍隊先行撤離，韓素音就這樣被獨留在了武漢。
沒想到，唐保黃為了救她，不惜違抗軍隊的命令，途中擅自離開，冒著生命危險，只身返回武漢來救她。“我一想到這些，我的眼淚就奪眶而出，沒有人比他待我更好了。”
但唐保黃是一個傳統封建的中國男子，他要的是一個唯命是從，矜持的妻子。他反對她外出行醫救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如果韓素音稍有違抗，他就動手毆打她，有一次甚至把她打暈了。
韓素音不同，她從小受的是中西交融的教育，追求精神獨立和自由，不願被任何人隨意擺布。她的靈魂在叫囂抗議，而感情上卻又深深地愛著這個男人。她被折磨到近乎崩潰。
韓素音與第一任丈夫
戰爭期間，她在成都的醫院中當助產士，同時，開始寫她的處女作《目的地重慶》。這本書以抗戰為題材，講述了她在中國，參加抗戰的親身經歷。1942年年末，英文版《目的地重慶》，在美國正式出版了，這本書受到熱捧，竟在美國賣到脫銷。
但這部小說徹底激怒了她的丈夫：如此拋頭露面，實在傷風敗俗！他變本加厲地對她進行洗腦，謾罵和毆打，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再也無法彌補。
1941年，唐保黃帶著她去英國當外交官，1945年，唐保黃回國參加內戰，但是韓素音卻決定，留在英國繼續學醫。1947年，唐保黃戰死東北戰場，她拒絕回去參加葬禮，理由是要準備畢業考試。
這10年的婚姻，令她受盡屈辱，她無數次地感到快要窒息，唐保黃的離去，反而成了她的救贖。
1948年，中國局勢明朗，她得知新中國即將成立，一腔愛國情再次熱血沸騰，她坐上了從英國駛往中國的輪船。但是她還沒有申請到新中國的護照，只好選擇先停留在了香港，她說：“在香港我可以聞到從大陸來的塵土，感受到從大陸來的氣息。要是留在英國，我就會枯萎，成為一具毫無生氣的活著的木乃伊。”
在香港生活的期間，她結識了戰地記者伊恩，兩人一見鐘情，但是伊恩有妻室，性格剛烈的她，不願意被困在這種不清不白的關系裡，無奈伊恩攻勢猛烈，她動搖了，動了真情。然而不久後，朝鮮戰爭爆發，伊恩被派往戰場，在朝鮮陣亡了。
她的第二部作品《瑰寶》，描寫了這段情感經歷，用日記的方式袒露了和伊恩的愛戀。這部作品出版後，在西方引起巨大轟動！《瑰寶》當時暢銷到什麼程度呢？有出版社說：“在英國公交車上，每3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胳膊下夾著這本書。”這段愛情故事，激發了西方人對神秘東方的想象。
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歐美文壇的地位。很快，《瑰寶》就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生死戀》。1956年，電影《生死戀》獲得3項奧斯卡獎。
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舊的護照快要過期，新中國還沒有批準給新的護照，臺灣那邊又不想去，一旦舊護照過期，就會被趕出香港。在這樣的情況下，1952年，她嫁給了英國出版商康柏，加入英國國籍，改名伊麗莎白·康柏。但是不久後，兩人就離婚了。作為一個女人，她的感情真的是跌宕坎坷！
1952年，與康柏的婚禮既然不能進入中國大陸，她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為新中國盡綿薄之力。她不停地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尼泊爾、印度等地輾轉，一邊行醫，一邊搜集整理，亞洲文化遺產的相關資料，每到一個地方，就積極為中國做宣傳。
1956年，她接受了印度總督、前香港總督馬爾科姆的邀請，去印度新德里度假。一個皮膚黝黑的印度人擔任她的向導。這一次，感情坎坷的韓素音，終於找到了一生的靈魂伴侶——陸文星。
1960年，印度為中印邊界一事要攻打中國，便派出一位高級軍官領兵前往印中邊境，可這位軍官說：“中國是友好鄰邦，不能打中國人。”他的上級對此十分生氣，嚴厲地對他說：“你如果不去，我就撤了你的職！”
他卻坦然地回答：“撤職我也不去。”這位高級軍官就是陸文星。他寬容、仁慈、體貼，和韓素音性格互補，兩人一見如故。
韓素音與第三任丈夫陸文星
然而就在這次旅途中，韓素音突然得到了，大陸批準她回國訪問、探親的好消息。陸文星知道她“思國情切”，就深情地對她說：“去吧，二十年不見，我也會等您的。”
他總是如此，對她的言行，從不幹涉，並且全力支持她的創作，在身體和精神上都盡可能地體貼她，他讓韓素音重新體會到了愛情的美好，她說：“只要他在身邊，就會感到有無窮的力量。”就這樣，陸文星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
1956年，她終於踏上了，令她魂牽夢縈的中國大地，在中南海西花廳，得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兩個小時的會見，讓她畢生難忘，她成了周總理的超級粉絲，為他的風度、才智，和人格魅力所傾倒。
“他非常英俊，他的一舉一動都很柔和……這次談話改變了我的一生。”她甚至說：“如果周恩來要我去死，我也會去死的。”
周總理和鄧穎超還邀請她去家里做客。他們圍坐在一張圓桌旁，像家人一樣邊吃邊談。周總理一口氣和她談了三個小時。當談及中西方的關系時，周總理說：“西方不了解中國，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接受中國的觀念。”
她堅定地回答道：“中國和西方需要有一座，相互了解的橋梁，兼通中西方文化的我，顯然很適合做這一座橋梁。”
她和周總理說，自己要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這可不是一句空話，她早已將此作為了自己畢生的信念。
中國解放初期和外界完全隔絕，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施外交孤立政策。西方的媒體刻意醜化中國人，將我們塑造成一個孱弱不堪，人人都可隨意欺淩踐踏的民族。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英籍華人開始拿起筆桿，向世界介紹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她的英文造詣在當代英美文壇堪稱一流，在當今世界，能用英文寫作，並能在西方文壇，占有一席之地的華人除了她寥寥無幾。
她寫的有關中國的著作相繼問世：《亞洲的風雷》《2001年的中國》》……這些著作被譯成各種語言，成為一個出口，向世界輸出中國文化。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優雅流暢的文字，為西方的讀者們，展現了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擁有英雄傳統的中國。
除此之外，她每年都要花上一半以上的時間，在世界各地奔波，演講，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讓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多地去了解中國，減少他們對中國人的偏見，為中國在海內外贏得了眾多的支持者。
為了能讓中國獲得“自由”，她在外交上做了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她和丈夫陸文星為重修中印友好關系做了許多的工作。她還擔任過周恩來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為後來引爆世界的中法建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七十年代，她為毛主席出書立傳——《赤潮：毛澤東與中國革命》，讓全世界了解當時的中國。
為毛主席立傳
與鄧小平同誌會面
然而為此，她卻遭到了西方的抵制。被西方媒體無情地攻擊，甚至還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列入了黑名單。因為親華，因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寫了許多介紹中國的書，她曾遭受過來自西面八方惡劣的攻擊。
就連走在大街上，都會有人突然沖出來咒罵她。身邊的人都為她抱不平，她卻一笑了之，淡然地回答：“我覺得有些人可能不理解我的行為，但這沒有關系，如果10億中國人喜歡我，覺得我在做好事，我不在乎有幾個外國人不理解我。”
每當有媒體采訪她，詢問她的政治立場，她都會堅定地說：“我是一名中國人”。她始終將自己視為中國人，並畢生努力去成為一個完整的中國人。
1976年，周總理逝世了……韓素音為此悲痛萬分。
“ 時至今日，想起他，想起當時我們會面的情景，我都會感到無限的哀傷，無比的淒涼。聽到他逝世的噩耗，這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時刻，甚至超過了我父親去世時我難過的心情。
”
1987年，韓素音邂逅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遺孀傑奎琳時，傑奎琳請她一定要寫寫，“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周恩來”。從那時起，她就開始調查研究，構思醞釀《周恩來和他的世紀》。
作為一個記錄者，本應客觀地、不帶任何個人感情色彩地對待研究對象，但是對周恩來，她做不到。她筆下的周恩來，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人，書中處處都流露出她對周恩來的崇仰之情。
她在瑞士的家中，唯獨只掛了周恩來的照片，每當提到周恩來的時候，她都想哭，並時常嘴上叨念：“他沒有遺產，沒有兒女，骨灰撒向祖國的山河土地；但他擁有熱愛他的人民，人民的頌詞就是他最好的墓誌銘。”
1997年之前，韓素音每年都會來中國一兩次。
直到因健康狀況不能遠行，她才和丈夫定居在瑞士洛桑，但她也一直關註著中國的情況。
並在中國創立了韓素音青年翻譯獎，至今在翻譯界屬於較權威的獎項，也使很多中國學子得以走上翻譯這條路，為中國翻譯領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90多歲時，她曾寫道：“我雖客居煙波千頃的瑞士萊蒙湖畔，又因身體原因，十餘年沒有回到中國看看了，但這絲毫不能沖淡我對她的感情。”
2012年11月2日，韓素音在瑞士去世，享年96歲
即使她去世了，西方一些無良的媒體，也沒停止對她進行攻擊。
華爾街日報的訃文是這樣的：
It is
customary not to speak ill of the dead, but then Han Suyin always considered
herself an exceptional individual
一般來說，說死人的壞話不好，
但韓素音一直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普通人。
Her works
might appear odious to us now, but she had a very successful run.
現在，我們都知道她的作品令人作惡，但其行銷方式卻又那麼成功。
上世紀西方最著名、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伯特蘭·羅素曾說：我花費許多時間閱讀韓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時之內了解的東西，比我在中國待一年所了解的東西還多。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劉心武說：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詢問，十名受過高等教育、職業不同的法國人，問他們讀過哪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定地回答是：韓素音。
英國《觀察家報》寫道：“在西方，韓素音的幾部自傳性質的作品，已成為西方讀者來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的最經典讀本。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溫柔更強大的力量，這是韓素音一生最經典的語錄，溫柔的她也曾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了，在世界的舞臺上暗藏著一股強大的中國力量，這樣一個執著癡迷的愛國者，這樣一個特殊的中國人，我們應該記住她！
德國優才計劃
影片/取自YouTube，如遭刪除敬請見諒
每一件事，从不冈的角度，每个人都有不冈的看法解释，还是让当时的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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