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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與蔣緯國（右一）蔣經國（左一） |
我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證明父親是積極抗日的，這是父親一生光明自私的關鍵。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這點，可是在不知不覺中又會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來。有一次，華視播出訪問張學良的實況，說到父親在西安拒絕與楊虎誠、周恩來見面，後來中共非要見面談一談，所以父親才見他們。關於這件事情，節目的旁白居然說：“於是委員長軟化了。”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什麼叫做軟化，委員長軟化了什麼呢？我對華視非常不滿意。
總政戰部幾十年的教育居然是這種結果，如果不是他們的腦子裡有一條細菌在作祟，認為委員長是受不了共產黨的威脅之後才答應打日本的，否則怎麼會說“軟化了”這三個字呢？如果要對日作戰，首先就要安內，如果內部不安定，如何能對日作戰呢？第二，不能兩面作戰，所以對蘇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蘇俄對中國友善，不會趁火打劫。以戰略來講，絕對不能同時有兩個戰略目標，就好像以前普奧戰爭時，普魯士軍兵臨維也納城下，非但不進城，還後退三十里，只要求奧國承認普魯士在德語國家中執牛耳，其他戰勝國的權利普魯士都不要，為的是等到普法戰爭時奧國不要從旁邊搗亂，這一點在大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親把哥哥送到俄國去，讓蘇俄相信中國對俄國沒有任何敵意，其目的就是為了日後與日本作戰時蘇俄不要從旁干涉。哥哥自己雖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還是要父親同意。
事實上，當時只有父親最了解國際情勢對中國的影響，五卅慘案發生時，中央及黨都主張去打山東的日軍，只有父親堅持要完成北伐任務，因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停止北伐，使中國保持不統一的狀態，以便侵略我們。此外，這件事也使父親一回到南京後就下決心建新軍，以日本作為假想敵。可見父親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能使國際戰爭過早爆發。
（一)中日戰爭之原因
問：日本有一位學者說蔣公決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點的話，或許這場戰爭不會發生。我寫了一篇文章反駁他，其實蔣公已經考慮很久了，否則就是日本人太快動武了。現在看來，蔣公當時並非如中共所說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請問的是，究竟蔣公是根據什麼來決定打這場仗，我覺得還可以再拖，如果把日軍幾十萬精銳部隊拖在東北，讓日軍去打蘇聯，對我們不是比較有利嗎，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蔣公做這個決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參戰各國為了限制日本的建軍，達成一個五國海軍協定，規定海軍的比例是英國∶美國∶日本為5∶5∶3，因為日本建軍時海軍 已經接近5的比例，歐美國家對此不能忍受。本來歐美國家要聯合日本來對付俄羅斯，俄羅斯雖然在地圖上看起來相當大，可是俄羅斯東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無法越過北極海，南則無力超過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內陸。假定日本那時要對付俄國，歐美國家倒無異議，可是日本要自成一個氣候，不與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無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國海軍協定的限制本來就有錯誤，雖然日本是3，美國是5，但是美國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國的傳統來說，它的重點是在歐洲方面，大西洋分到都已經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相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這種情形決不是美國所能忍受的。站在蘇俄的立場，眼看著自己的大門外有這麼強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
由此可知，美國、俄國都希望能夠削弱日本的力量。這段期間剛好是中國建國最快的時候，各項建 設突飛猛進，也就是魏德邁將軍所說的“黃金十年”。西方國家看到中國如此突飛猛進，也是他們所不願意忍受的，因此為了達到阻礙中國繼續強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中國跟日本發生戰爭，才能夠符合他們的利益與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戰爭
1、建軍備戰
本來我只著眼於基層的事務，並不過問三軍全國性的建軍備戰，後來我開始研究建軍備戰的事情，因為我們要打的是下一次戰爭。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般的將領都喜歡打從前的仗，一談到戰史就眉飛色舞，滔滔不絕，總是喜歡把打過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卻對下一次戰爭沒有任何想法，連下一個戰爭的類型是什麼都不知道，而且也沒有去想這個問題。而我始終在思考下一次戰爭應該如何進行，如何準備。”父親的做法和拿破崙一樣，我們可以從下列四個例子得到印證。
第 一，父親從北伐回來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裝甲兵，把第一師騎兵團里的搜索連改裝為戰車連，到民國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舉行閱兵大典時，戰車隊就參加閱兵行列了。第二，父親在東征時，僱用了民間的舢舨船，載運兩個步兵營繞到敵人後方登陸，切斷敵人的補給線，再加強正面的壓迫，而完成了東征，此舉證明父親早就具備了海軍陸戰隊的思想。第三，後來，父親將裝甲兵改編為十個快速縱隊，可惜戰區長官不懂得使用裝甲兵，把裝甲兵拆散來用，無法發揮應有的戰力。第四、 父親積極提倡現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與破密。
父親對下一次戰爭的方法，不僅早已有構想，而且也有具體行動。在每一次戰役之後，不論成功失敗，他都會在幹部會議中檢討；每一次有新作為之前，他就會對幹部進行精神訓練與思想訓練，而且將文武幹部聚集起來，給予具體的指導。雖然他不能把行動構想說出來，但是在他的構想之中，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各方面應該如何進行，他已經有具體的指示了。父親也確實做到在新觀念、新需求、新作為上有具體的行動。他向來就有騎兵觀念，使我們很早就走上了以機動為主的路線，不論在戰鬥上、戰術上或是戰略上。他到三軍大學演講時，也時常向將領灌輸此觀念，提示我們注意機動與火力的運用。戰術就是運動與火力的結合，在基層就是運動與射擊，而最重要的不是為了爭地盤、守土，而是要捕捉敵人而消減之。
到台灣後，父親曾告訴我一件關於當年建軍備戰的事情。他說：“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就同德國方面秘密地簽訂了一個協定，用我們的礦產、農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鎢礦、銻礦，換取德國製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親的構想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國最新裝備助我編訓八十個師的目標。他先命桂永清將軍編成一個教導總隊，下面成立兩個師。由德國派遣顧問，從軍校第八期開始，一面訓練幹部，一面編練部隊。預備從兩個教導師，擴編為四個師。同時完成建立各兵科學校以及各勤務學校，直到陸軍大學。再由四個師逐漸完成四十個師，然後擴增為八十個師，以及必要之海、空軍與各級各種直屬之戰鬥支援與勤務支援部隊。
要建立新軍，必須要有新的幹部，所以必須先成立一個健全的幹部教育體制。父親邀請許多德國顧問到中國來，成立了許多軍官學校、各兵科學校，以及最高階層的陸軍大學，其目的在先訓練幹部，有了幹部以後再訓練部隊。所以有一批顧問是在部隊裡面，有一批顧問是在學校裡面。父親原先聘請的總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會戰名將魯敦道夫，但是因為他在德國太有名望了，德國政府不許可他來，於是就換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後來又因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國，於是又換了一位在德國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們稱他為鷹屋將軍。從軍事顧問之完整，可以看出父親建軍的決心及整體感，所有各兵科學校都是完整的，不論是戰鬥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戰鬥支援及勤務支援)，甚至連軍需學校、輜重學校都有。
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屬於戰鬥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僅是戰鬥支援，同時也是勤務支援，工兵有野戰工兵、建築工兵、鐵路工兵、架橋工兵，相當完整。那時候德國顧問多得連軍樂學校都有，除了大樂隊之外，德軍的每一個團都有一個 笛鼓隊，平時除了吹奏樂器之外，也要受衛勤訓練，以便在作戰時擔任救護的工作，我們也接受了這種整體的體制。到現在為止，所使用的軍樂大部分都是當時德國顧問在軍樂學校教練的，也是在德國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譜的曲，例如從戎樂、行軍樂、閱兵進行曲等。不過，我們的國民教育素質不高，整個的民間工業也不夠，所以建軍非常辛苦。
剛開始的兩個師及四個師都編入教導總隊，總隊長為桂永清，到了四個師變成四十個師時，部隊就普遍編入了國軍。父親始終保持部隊要具備機動與火力的觀念，他的建軍思想也是朝著這條路線走，但是因為國力不繼，所以一直無法全面發展。後來好不容易爭取來德方的設備，可是，美國卻從中作梗，在我們編成四十個師時橫加攔阻，杯葛德國的裝備，使我們的建軍計劃遲緩，甚至於停頓。因為有這個前車之鑒，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只要一聽到國防預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當時父親決心訓練八十個師(按：根據檔案是六十個師)，並決定在民國二十九年主動反攻東北，收復東北失土，並提出歸還台灣的要求。接下來就是要收復中國的北疆，也就是在滿清政府手裡丟掉的那些土地，面積相當於三十三個台灣。這些事情也說明父親很早就有收復國土的全面性計劃，不論是對日、對俄，都有一個長遠的整體建軍備戰的看法，但是在國力尚未培養起來之前不能輕舉妄動，只能百般忍耐，渡過難關，不能演變成國際戰爭，給予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
民國十七年北伐軍路經山東濟南，當年五月三日濟南發生慘案，日本人不但殺老百姓，還殺害我國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軍請求救援，後方政府和軍方最高當局、政方最高當局及黨方最高當局都決定要北伐軍救濟南老百姓，因為北伐軍有四句口號“不怕死，不要錢，愛國家，愛百姓”，既然是愛國家、愛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為什麼不去救百姓呢？唯獨只有父親說：“日本人從山東半島登陸，其目的就是為了要阻止我們的北伐大業，進而阻止中國統一，如果我們現在去救濟南的老百姓，而與日本的軍隊發生衝突，甚至演變成國際戰爭，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
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虧一 簣，日本的問題則循外交途徑解決。”那時候他已經決心要對付日本，他也體會到日本早晚會大舉侵略中國，所以便以日本為假想敵，積極建軍備戰。
2、建設大後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記載上說前四次失敗，最後一次成功，並歸功於父親親自指導。第五次江西剿共是發展所謂碉堡政策，部隊打下一個地方以後，立刻做成碉堡，並且把碉堡交給地方政府，部隊繼續作戰，農民住在碉堡裡面，晚上睡覺，白天耕地；同時政府成立五省農民銀行，讓農民貸款買農具，以復興農村來鞏固地方，以地方自衛來接替野戰部隊的收穫。記載上顯示此種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圍剿是成功的，又怎麼會被毛澤東領著大軍突圍呢？這豈不是前後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親幾分，甚至於我認為這是個失敗，國軍保衛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到了台灣後，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軍大隊長，他告訴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當年他當飛行員時，奉命勘查江西突圍時部隊所走的路線，但是他發現國軍並不是去追擊（尾追或超越追擊）。國軍再怎麼窮，當時動員幾百輛卡車，裝載一部分部隊，那怕只有一個師或一個團都能夠先追到前面將中共軍隊堵住再加以圍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於能打得過國軍，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南北邊各有一支部隊，中共走多遠，我們的軍隊就走多遠，也沒有超越他們，這哪裡是追擊，簡直是護航。他很灰心地講了以上這些話之後，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說：“你真是給我上了一課，我們確實是壓迫他們進入四川，經過廣西、貴州、雲南，繞了一大圈，再折回來到四川。”
所以，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這一點從前大家都沒有體會到。我常說當時不體會可以原諒，後人不體會則不能原諒，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整體情況，假如不從整體來看，也沒有辦法體會我們為何放水。凡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懂得戰略，懂得戰略的人更能體會歷史，不看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懂得戰略，因為戰略是全程的。
以當時的狀況而言，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實在是不容易。至於功與過，當時當地的作戰是一回事，而整體的戰略指導又是一回事。父親親自趕到雲貴川，是因為當地軍閥主動地反映共產黨部隊進入他們的地區。父親到達後對他們非常的恭敬與尊重，並對劉湘、龍雲等軍閥說：“國軍馬上就到，而且我們不想在你們這裡打，因為不論勝負，對地方來說總是騷擾，我們要逼他們到陝西後就範。”中央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正式進入到西南地區，而且父親還告訴他們一句話：“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要建立大後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榮。”這些話都是軍閥聽得進去的。後來父親在西康蓋了 一百幢房子，預備在雲貴川受到戰鬥波及時，以西康作為大後方，這就是抗戰到底的決心。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但是作戰部隊真是艱苦萬分，而且在松潘當地要與大自然作戰，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國軍克服萬難，包圍延安，到了最後決戰時卻發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西北的馬家部隊，我們也是以友善誠懇的態度，跟他們打成一片。父親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馬步青（馬麟之子）；我們也到青海看馬步芳（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馬步芳（青海省主席）時，他的兒子馬繼援已經當中將軍長了，我那時是上尉，馬繼援不肯出來見我們，馬步芳說：“你是個軍長就要像個軍長的樣子，你已經是中將了，你還怕什麼?”馬繼援說：“人家年紀比我大，還只是個上尉，我因為是你的兒子，你給我當軍長我才能當軍長。”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歲。後來馬步芳叫他出來，他還是出來了，我們後來也成為朋友。我就跟他講：“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你。”馬繼援也很謙虛，他說：“你需要我時，我願意隨時給你當參謀，我願意到你這裡來服務。”我們相處得不錯，到台灣以後，我們還保持聯絡。
河西走廊有哈薩克人作亂時，哥哥和我帶了二十多輛的卡車列隊，為他們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還用一半的車子裝滿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勞他們。我們經過蘭州時，甘肅省黨主席(戰區司令長官)朱少良要我們帶兩個營一起去，哥哥說我們是去招安，帶兩個營不但無濟於事，萬一出了事打起來更是沒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們兄弟兩人前往河西走廊，連一個兵都沒帶。不過朱少良還是命令軍隊在遠遠的幾十公里以外，看到我們前進了，就慢慢跟上一點，以防我們被裹脅。其實像這些哈薩克人，你只有動之以情，才能說得通，萬一搞毛了，他就是冒滅族的危險也會跟你拼。
我們抵達河西走廊後，哈薩克人熱情地招待我們，那天非常熱鬧，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們一起鬧了一個通宵。哥哥能講，他們懂俄文，哥哥就跟他們講俄語，告訴他們不要搶劫過路的駱駝隊、車隊以及玉門油礦的人，以後他們需要的生活用品，我們可以陸續送來。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的觀念裡面，打仗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夠化敵為友， 不動干戈，何樂而不為呢？
父親對於戰爭指導有獨到之處。第一，在政治層面上化敵為友，不要再動干戈，這遠比孫子兵法里“不戰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運用方面則因勢 利導，這也是我最欣賞的，沒有條件時要造勢，但是機會來時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進入新疆，盛世才進入新疆後，雖然手段狠毒了一點，可是還是蠻有效的， 而且在那個時候也只能那樣處理。這也是因勢利導的一種運用。
3、作戰指導
一般人總認為戰爭指導志在求勝，這種想法當然沒錯，但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對於戰爭指導的第一個責任就是要做到避免戰爭，使戰爭不要爆發。沒有一件事情比戰爭對國力、人民的損害更大，戰敗國面臨的是貧窮與疾病，甚至是國破家亡。而戰爭對戰勝國而言也是一種災害，因為戰後要恢復元氣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如果因此而發生內戰或國際戰爭，都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國家頂峰階層考慮戰爭指導，一定是避免戰爭。除非到了因為避免戰爭反而產生對國家的更大危害的時候，才決定不如一戰，因為長痛不如短痛。所以在準備戰爭的時候，一方面是避免戰爭，一方面是在萬不得已非戰不可的情況下，必須贏得戰爭，尤其要讓敵人知道要就不打，一旦開戰，敵人一定會輸，這樣敵人也就不敢打了，這也就是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抗戰爆發後，父親的戰爭指導就是要打破日軍由北向南的作戰線，要使國內由北向南的壓力減輕，並且使日本改為由東向西的作戰線，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利用西南地區(即大後方)。因此以戰爭指導來說，建立大後方為新的作戰基地是相當重要的。作戰基地的建立地點則與作戰線、作戰正面形成一個整體的關係，作戰正面是前方，作戰基地是後方，中間有一條連線，這是一條交通線，也就是補給線。站在野戰戰略的立場，要維護交通線，最好是與作戰正面形成垂直面，這樣左右兩邊都是安全的;最危險的交通線（補給線）則是與作戰正面太過於平行。
我以美俄之間的阿拉斯加爭奪戰來說明補給線的重要性。當年俄羅斯拿下了阿拉斯加後，軍隊接著南下到達舊金山，到今天為止在舊金山還有一個地方叫做 “RussianHight”(俄羅斯高地)，因為當年俄羅斯在該地屯居過。那時候還有一個兵寨叫做Fort Russ，就是俄羅斯兵營，附近的高地就是Russian High。俄羅斯已經到達那麼遠的地方，而歐洲人才剛剛在北美建立十三州，有什麼事情會造成俄國人撤退，並且將阿拉斯加廉價賣給美國呢？這是一個謎，沒有人解答過。
我現在以野戰戰略的道理來分析，當年俄國人遠從莫斯科過來，他的前進基地在阿拉斯加，然後從前進基地再支援加州的作戰線，這條補給線太長，從歐洲方面來的以英國為核心的這支部隊，早晚有一天會向西推進到美國西部。以俄國當時的力量來看，不見得能夠越過落磯山脈，如果歐洲人所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勢力推展到美國西部，雙方就會形成東西對抗、南北展開的局面。美國人的補給線與作戰正面是垂直的，而俄從阿拉斯加下來的補給線則與作戰正面完全平行。
美國人用兵的重點、主力如果往北邊推進，就可以截斷俄羅斯的補給線，截斷之後再壓迫俄軍決戰，大軍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決戰，即使是強弩也會有末路。美軍的補給線是垂直的，所以不論俄軍想從左邊或右邊截斷美軍的補給線，美軍都有部隊可以掩護，所以補給線與作戰正面垂直是安全的，平行則是危險的。在這種狀況之下， 俄軍若不趕快撤退，一定會全軍覆沒。補給線在戰爭進行中是生命線，撤退時則是救命線，這點非常重要，除非雙方的攜帶量足夠決勝，一時間可以拋棄補給線，完全依靠現有的裝備以一次作戰決勝。如果有這個把握就可以暫時不用補給線，否則就非要用補給線不可，因為人員的補充，裝備的補充，都需要補給線。
從這點看來，俄羅斯必須撤退到阿拉斯加，但是等到退到阿拉斯加後，與追軍又形成南北對抗、東西展開的局面，這時候美國部隊主力改從左翼向前推進，結果使得阿拉斯加與莫斯科之間的補給線也斷掉了。從地緣戰略的分析看來，俄羅斯是無利可圖，戰略上註定失敗。從阿拉斯加到莫斯科，中間經過整個西伯利亞，補給無法適時供應，而莫斯科的補給又有限，所以還不如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結果最後以一英畝七毛二分半的價格成交。俄羅斯萬萬沒想到阿拉斯加有那麼多石油，不過那也是後來的事了。
一切的戰爭準備要落實到野戰戰略的指導，所以要先設想一個全盤性的野戰戰略構想，能夠把全程的構想弄清楚之後，整個戰爭指導也就落實了。為了策劃一個有利的全程指導，就要先站在敵人的立場，替敵人設想用最好的方式進攻中國。日本的前進基地設在我國的東北，日方稱之為關東基地，在關東的日軍就稱為關東軍。以關東這個前進攻勢基地來說，日軍從北向南打下來，其主力可以沿平漢路南下，並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見，日軍的重點放在西邊，如此會變成中日雙方南北對峙、東西展開的局面，這樣一來就把國軍逐次的向東南方壓迫到沿海邊。如果我們被逼到海邊就完了，因為我們在海上沒有補給。
當年日本海軍與中國海軍的比例，光拿噸位來比，是31∶1，也就是31倍於我們，船與炮的性能還不算，因此國軍如果退到東南沿海，這場戰爭就結束了。所以日本人狂言“三月亡華”，照這種情形看來，即使三個月無法亡華，半年的時間也做得到。這是我們替日本先做的最有利的野戰戰略的構想。
我們再從戰爭指導方面來做分析。日本的建軍備戰遠超過我們，自從明治維新之後，就走上了一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一直有野心侵略中國。這點從田中角榮的《田中奏摺》中可以看出，他說：“要面對世界必須先要取得中國，要取得中國之前先要取得滿洲。”日本要侵略中國的借口是爭取生存空間，因為日本太小、人口太多，所以要侵略中國。但是日本最大的弱點是沒有工業的支持，日本沒有礦產、鋼鐵、汽油及橡膠，而橡膠尤其重要，橡膠一旦缺乏，部隊就無法機動。換句話說，日本不能久戰，所以絕對要用速戰速決的戰略。速戰速決的先決條件是如何使日本有一個第一步的作戰能力，而這個作戰能力就是美國供應給他的。美國如此做，為的是要削弱中日兩國之國力，正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西方世界向來都不願意看到中國壯大，所以在清末時會有“八國聯軍”一事產生，此事固然是因為滿清得罪了西洋人，但是趁火打劫的也是大有人在。雖然名為八國聯軍，但是後來又有西班牙、荷蘭、比利時三個國家加入，所以總共是十一國。清末國勢衰弱，北方有日本、俄國勢力，西南及長江流域有英國勢力，兩廣、雲南有法國勢力，這些國家想要瓜分中國，吸取中國資源，所以西洋人不願意看到有一個強盛的中國產生，基於此，各國都樂見日本打中國。唯獨斯大林注意到雖然日本打中國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如果日本很快的就征服中國，替代了中國之後，就會立即對付西伯利亞，這點則是他所不願意的。父親也就是利用他這個心理，事前和俄國方面有所聯繫，因此在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日本無法洞悉中俄之間有何秘密協定，遂不敢使關東軍傾巢而出，這點非常重要。如果關東軍一開始就傾巢而出，大軍南下，黃河老早就守不住了。日本留了一大部分軍隊穩定基地，對俄備戰，如此一來對南下的壓迫就減輕了。父親的目的就是先減輕日軍由北向南的壓力，然後再使日軍變成由東向西的作戰線，所以父親命令國軍主動造成上海戰事。當時虹橋的日軍只有一萬多人，國軍不論從左翼或是從右翼插入，日軍的海上補給就會中斷，不過，我們故意從頂頭打下去，使敵人始終能夠由後方調派兵力。起先日軍從日本本土調來部隊，後來又從東北調來部隊，最後從華北調部隊到上海。以日軍的兵役制度來說，可以維持野戰部隊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除非是某一次戰役剛剛打完，所剩人數不多，不過他們還是很快就補充過來了。如此一來，日本便放棄了從北向南的作戰線，變成由東向西的作戰方向，所以我們從上海作戰開始便奠定了抗戰的勝利。
從作戰指導上來說，只要捕捉敵方主力，這場戰爭就可以打完，因為國軍將七十個精華師布置在上海，才吸引日軍從北方增調部隊南下，否則日軍的原始計劃是不會改變的，而日軍轉移作戰線，也註定了失敗的命運。當時有一個先頭部隊師長的日記記載：“皇軍奉命向武漢前進，失敗時日而已。”
問：從古到今，為什麼都會在徐州打個大會戰呢？
答：這要以地緣戰略來說明，因為徐州是一個交通中樞，在作戰上，交通中樞是一個戰略要點，只要取得戰略要點，便可南可北，可東可西，不但有作戰的自由，還有發揮自由意志的可能。但是一失去戰略要點，就會失去主動，所以交通中樞在平時是一個政治中心，在戰時成為作戰中心（central of oberation），例如法國的巴黎、俄國的莫斯科，都是戰略要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進攻蘇俄，原本已經到了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以德軍前一段的作戰速度，還有兩個禮拜就可以到達，結果德軍不向莫斯科前進，反而去攻打基輔，雖然造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會戰，俘虜蘇軍六十六萬，但是以整體戰略來說，德軍註定失敗。
問：如果淞滬戰爭的時候不吸引日軍從上海進來，再打南京、武漢會戰，那麼日本會怎麼走呢?
答： 日軍的主力從平漢鐵路南下，有一部是沿著津浦鐵路，從北向南壓迫下來，原本想把國軍逼迫到海邊；後來我們引誘日軍，使日軍的作戰線改成由東向西，我們才能夠依賴大後方，支持戰爭。父親確實對中國大陸做了詳細的地略分析，所以才決定，要對抗強敵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個打勝中國的構想。他發現，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國，就要將攻勢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擊，把國軍推到東南沿海，如此一來，就能達到三月亡華的美夢。我們的對策就是使日軍由北向南的攻擊改變為由東向西，將自己的攻勢基地放在大後方(雲貴川)，必要時，西康也變成大後方根據基地，父親也早命人在西康建築一百幢房子，美其名是要蓋一所大學，其實是預備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從重慶退到西康，繼續抵抗日軍。只要基地後門是開著的，我們就有機會，所以我們會花那麼大的勁開發西南公路、滇緬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親不是熟讀中國的古戰史，恐怕也不容易體會中國的地理。
本文摘自《蔣緯國口述自傳》，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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