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一年，我坐隴海線的夜快車從潼關回新安，胡宗南將軍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歡睡在上鋪，因為臭蟲都在下鋪，不過他們分配下鋪給我，我也就坐在下鋪。
火車還沒開時，進來了一位少將，我就站起來向他敬禮，我敬完禮還沒坐下，他就說：“上去。”我心裏想：“我買在下鋪，你叫我上去，我還求之不得呢！”於是我就把上衣脫掉，掛在上鋪，這麽一掛，就露出我的配槍來———一把銀色的白朗寧，是我去部隊臨走時父親送給我的。
那位少將一看到我這把手槍便問我：“你這把手槍哪裏來的？”我說：“我家裏老人送給我的。”他又問：“他也是軍人嗎？”我說：“是。”他說：“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說：“行。”便把手槍拿出來，退下子彈後交給他。
他看了以後很喜歡，說：“我跟你換一把怎麽樣？”他的手槍也是白朗寧，不過已經生銹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彈再裝回彈夾，把彈夾也給他，並且說：“對不起，我只有這一個彈夾。”他說：“好了。”意思好像是你還羅嗦什麽，然後他就把他的手槍放在我的槍套裏面。
第二天一早火車到了西安，胡宗南將軍派熊副官來接我，這位少將也認識熊副官，見了他便恭敬地問：“你來接誰？”熊副官說：“我來接蔣上尉。”說來好笑，這位少將跟我換槍時也沒問我的名字，他又問：“在哪一車？”熊副官說：“就在你後面。”
後來這位少將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有人來報告：“外面有一個少將跪在門口不肯走，要求見上尉。”我就趕快出去把他扶起來，他把槍還給我，我也把槍還給他，並且請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說：“這件事情沒有什麽，這把槍任憑誰見了都會喜歡，將軍如果喜歡的話就帶回去用好了，沒關系。”他說：“那不行，以後見了老太爺怎麽說。”這件事情就這麽過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從西安回到潼關時發生的。白天火車很擠，雖然是對號快車，但是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很多人帶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頭。火車開車後，我看到一個上校自彼處擠過來往前走，沒多久又看到他從前方擠回來。
第二次經過我的座位旁邊時，我就站起來問他：“上校，你是要找人還是要找位子？”他說：“找位子啊。”我就說：“請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生氣地問我：“剛才我過來時你看見了沒有？”我說：“我看見了。”他說：“你剛才為什麽不讓？”
我說：“上校，剛才你是從我背後過來的，等到我看見你時你已經走過去了，我以為你在找人，及現在看你又擠回來了，所以我特別問一問。”
沒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過來，說：“你羅嗦什麽！”意思是你還不讓位。其實我已經站在旁邊，我說：“你請坐。”說完就到廁所裏坐在馬桶上。
後來列車長來查票，車廂裏有認識我的人就跟列車長說：“那位上校剛才打了蔣緯國。”列車長就問：“那蔣緯國呢？”那個人說：“他現在坐在廁所裏，他的位子給了那個上校。”
列車長就跟那位上校說：“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沒有票，列車長一方面要他補票（那時候能叫軍人補票已經算是進步了），同時告訴他剛才那個上尉是蔣緯國。
他聽了以後，等補完票就跑到廁所門口“嘣”的一聲跪了下來，並且再三地道歉。這一來反而把我嚇壞了，我挨揍時並沒有被嚇，反而覺得很正常，但是看見了一個上校跪在我一個上尉面前，我可受驚了，就趕快把他扶起來。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諒他，說他家裏還有老娘在，好像我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槍斃似的。我把他扶起來後請他回到座位上，我還是坐廁所裏，他堅持要我回到座位，說廁所裏臭，那時候的廁所當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覺得了。
從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國的軍隊是怎麽樣的一批人組成的，要帶著這麽一批人去打仗，還要面對如此精銳的日軍，還要打勝仗，實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們在德國的武官換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謂“十三太保”之一。武漢失守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下令燒長沙，他明知不對，卻又不講。因為中央要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不能把一個完整的城交給日本，但是燒城應該由裏往外燒，他反而從四個城門開始燒，人民還沒撤走，把老百姓燒死在裏面，所以他被依軍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斃。當時他是長沙警備司令，階級是少將）。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槍，要跟我換，他給我的一把手槍是二五的，連栓都拉不開，完全銹死，這麽一把手槍，他還好意思自己佩戴，還要跟我交換。
軍人的槍是第二生命，哪能讓槍銹得連拉都拉不開。我對中國軍人實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誰，竟然敢這樣占我便宜，我就懷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階級壓人家之外，還能做什麽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掛的手槍銹得不能用，還不覺得是恥辱，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即使他對我有禮貌，也只是封建的觀念而已。
我們的國家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評，官員的辦事能力的確欠缺，辦事態度也的確不好，但是這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錯，也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錯，這是傳統養成的習慣，這種習慣存留在民間也存留在政府內，不論是誰，稍稍有權威後就開始耀武揚威了。
有一次大家為此話題辯論，我認為實在不值得如此爭論，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現實，努力糾正。
例如一個小小的二等兵，當他奉派去當橋頭盤查哨時，自認有了權威，執行任務時就對老百姓大聲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禮貌的行為；共黨看準這一弱點，便對老百姓態度親切，老百姓自然傾向他們。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學校大操場上，落雪剛停，有一個同班同學，硬逼我從他褲襠下鉆過去，結果我鉆過去了。那個學生在我們班上年齡是最大的，個子也是最高的，因為他已經第三次留級了，他當眾罵我是“繼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時候我們在第二、三堂之間有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其他各堂間則是十分鐘。一個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納三十位左右的學生，就在同一天，我們合並三個班級在一個大教室上課，那個大教室可以容納八十個人。
在第二堂下課時，那個大個子就在講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總是過一段時間要找個機會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場羞辱過我，現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說：“你明知我扳不過你，你的個兒這麽大。”
他說：“給你一個機會你還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曉得我練過工夫，尤其兩個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裏邊一緊一按，他馬上就曉得我有多大的勁，不過我還是讓他扳過去了。
後來他就當著所有同學的面說：“你們不要以為蔣建鎬扳不過我，其實全校沒有人扳得過他，剛才我要他鉆褲襠，實在是我的不對，我當著大家向蔣建鎬道歉，以後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實在是一個功夫最好的人。”
從此這個人也不做混混了，書也念得不錯，跟我們一起畢業，後來他考進上海海關，做了關務員。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錯，不過我們畢業後就沒有來往了。
民國四十二年，我的先室過世，父親就送我到美國陸軍指參學院正規班念書。那時候從中國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訓班，我則進正規班。念了一年後，民國四十三年我回到臺灣，與母親（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車，他借了一輛很漂亮的七人座車給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個星期天，我一個人也覺得無聊，便帶了一本書及筆記本到淡水海灘上做一些思維的工作。
情報學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報學校大門口後，衛兵不讓我進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駕駛就下去跟衛兵說：“那是蔣緯國將軍。”
衛兵大概念過幾天書，他就跟我的駕駛說：“你告訴他，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叫他別開玩笑。”就是不讓我進去。
後來衛兵排排長出來了，他問清楚情形後就罵那個衛兵：“蔣緯國將軍就是蔣緯國將軍。”那個衛兵說：“對不起，我以為他開玩笑的，我跟他說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
民國四十四年，有一天我從臺北到臺中，路過銅鑼山，那時候的縱貫道上常常會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橋，公路上路肩雖然很寬，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間一段，兩輛車要會車時，外面的輪子就會落在路肩上，而過橋時則只能有一輛車通過。
我們的車到銅鑼山時，前面有一輛彈藥車，上面坐了一大群軍眷，男女皆有，看他們很興奮的樣子，可能是到某處參加晚會後要會營房。
那天我還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車子，說也奇怪，我在臺灣從不戴槍出門的，那天臨走時，因為是晚上從臺北回臺中，所以我就跟駕駛說：“咱們今天把槍帶著吧。”
於是我們各帶了一支卡賓槍和一把四五手槍，我身上帶著四五手槍，又在後座擺著一支卡賓槍。
當我們的車子要過橋之前，聽到彈藥車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後來他們開得愈來愈慢，也不讓我們過去。到了有涵洞的橋上頭，他們就停在那裏，我們就過不去了。
我們在距離他們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就看到前面跳下兩個大男人來，我聽到他們說：“肥的！”原來他們看到我們的車子很漂亮，想搶我們。
我就跟我的駕駛說：“開遠光燈照著他們。”說完後，我就從後面右手門下來，他從前面左手門下來，他拿著槍，我也拿著槍。因為車子開遠光燈，所以對面的人看不見我們。
對方起先有兩個人跳下來，後來又跳下四個人，都是男的。我帶槍時一定先上子彈，但不是為了要警告對面的人，我就喊我駕駛的名字：“徐宏，上子彈！”他拿著卡賓槍，我拿著四五手槍“啪嗒”一聲上膛，犧牲了一顆子彈。
他們聽到我們拉槍後說：“小心，他們有槍。”我們兩人就繞到遠光燈的前面，其實我們車子上已經沒有人了，我故意往後指揮，說：“你們在後面看著，我們朝前面走！”讓他們以為車上還有很多人。說完我們兩人就前進，並對他們說：“不準動！”
因為我們的燈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駕駛拿著卡賓槍，等於是一支小沖鋒槍，他們也不敢亂動，我就拿著四五手槍繞到那輛彈藥車的駕駛座旁邊，一伸手就把駕駛的識別符號摘下來。
我說：“你回去後老老實實地向你自己的部隊長報告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我不提出報告，這個識別符號我會還給你師長的，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那位師長是周中峰，後來還當過軍團司令、國安局局長，可是他帶部隊實在不行，他的部隊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
民國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陽街，我自己開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車，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輛“國防部”的交通車把我的吉普車逼到人行道上，我聽到、也看到一個中校階級的軍官對駕駛說：“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駕駛下來揍我，不曉得是什麽意思。
結果駕駛就跳下來跑到我的吉普車旁邊，伸手進來，想要揍我。他把手伸進來後，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彎身，把他的手一疊，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邊。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識別符號摘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怪你的，是那個中校指示你的，你向總務處處長報告，我會把識別符號還給總務處處長。”那時候的總務處處長是王雨農。
這點點滴滴加起來，賬都算在“中國國民黨”身上，也難怪民進黨有那麽多機會指責國民黨，實在是有些人做得太過分了，予人口實。
轉自365知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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