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各地華僑初以方言畫分，結立會社，多有稱幫者。惟五幫公所則專指越南西堤僑社經政府明令指定之畫分，且負有一定的行政任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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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a_Thien_Hau堤岸香火鼎盛的天后宫 |
西元一八七四年，法國殖民政府把西堤華僑分為七幫，即廣肇幫、福建幫（閩南）、福州幫、客家幫、海南幫、瓊州幫、潮州幫，即所謂七府，外省人士悉隸入客家幫。一八八五年，又令將福州幫併入福建幫，瓊州幫併入海南幫，至是祇有五幫，相沿至今。各幫設幫長、副幫長，輔佐政府處理華僑事務，如債務、婚姻糾紛、傳達政令、征集稅款，甚至派員駐移民局內，協助華僑出入口登記事宜。原則上，每個新移民須加入某幫，獲得幫長之收納，並得到其擔保，始得居留。此亦殖民政府間接統治之一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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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a_Quan_Am堤岸觀音廟 |
嗣後於一八九○年二月、一九○四年九月、一九○五年五月、一九○六年十月及一九○七年元月間，又有新命令重申補充五幫組織，增加幫長職責。二次大戰後，我國位列五強，當時駐西貢總領事館，鑑於「幫公所」、「幫長」名稱，不合我國人民團體制度，經與法方交涉商議後，公所決改為「中華理事會館」，幫長改稱「理事長」。至一九六○年六月十日，越南政府下令解散各幫理事會，此項組織在法理上遂告不在存。（江炳倫）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地處中南半島東部，東面和南面臨北部灣和南海，北和中國雲南、廣西相接，西與老撾、柬埔寨為鄰。面積 32.96萬平方千米，海岸線長3200多千米。 越南有悠久的歷史。15世紀後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
1884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1940年被日本侵佔。1945年 9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建國後又進行了九年抗法戰爭，1954年法國承認其獨立。後成立由美國扶殖的南越政權。越南人民經過長期戰鬥，於1975年取得了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全國統一，定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1950年 1月18日同我國建交。
越南礦物有煤、鐵、鉻、鈦、銅、鉛、鋅、錫、鋁、鎳、鎢、汞、磷酸鹽等，主要分佈在北部山區。煤的儲量達數10億噸，以廣寧省儲量最大。目前已開採的有鴻基、錦普、汪秘、毛溪等煤礦。清化省的古定鉻鐵礦儲量很大。高平省靜宿的錫礦，黃連山省老街的磷酸鹽開採量日益增加。鐵主要分佈在黃連山省、北太省。中部義靜、廣南—峴港、義平、林同等省也蘊藏著鋅、鐵、鉛、銅、煤等礦產。森林和耕地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60％，出產多種木材和竹子，有鐵木、紅木、柏木等貴重木材，還產紫梗、桂皮、松香、茴香等許多特產以及黨參、三七、何首烏、砂仁、巴戟、黃連等名貴藥材。漁業資源豐富，沿海有許多漁場，最著名的是藩切和湄 公河河口附近的漁場，盛產紅魚、鮐魚、鰵魚等多種魚類，此外，還產珍珠、海帶、蝦等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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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水兵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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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幫會: 越南南部之堤岸（Cholon），古稱柴棍，又稱柴郡，鄰接西貢，有華人城之稱。嗣以市區擴展，堤岸與西貢聯成一區，簡稱西堤聯區；西元一九五五年，越南共和國成立，以之為國都，稱為西貢都城。溯自明末清初，一批忠臣志士陳上川、楊彥迪等，率軍民三千餘人，南渡入越，奉越王之命，移駐南圻，開墾嘉定邊 和一帶。嗣後華僑由海道南來越南經商者日眾，集居於堤岸，乃聯合福州、漳州、泉州、潮州、廣州、瓊州、徽州七府人士，成立七府公所，位於堤岸趙光復街（原名廣東街），公推殷商一人為「禡首」，擔任貨物評價，及排難解紛之責。公所內奉祀關聖帝君，故稱七府武廟，每屆朔望，參神飲宴，聚敘鄉誼。
一八○二年，阮朗嘉隆王統一南北越南後，體念華僑對其統一全越之功勞，特准華僑以語言習俗之區別，分幫自行管理。原分為廣肇、潮州、福建、福州、客家、雷州、海南等七幫，因粵、閩兩省以外各省華僑人數不多，乃悉納入客家幫。迨法國統治越南後，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將福州幫併入福建幫，雷州幫併入海南幫，於是七幫遂一變而為五幫，以迄於今。
越南堤岸華僑分廣肇、福建、潮州、客家、海南五幫自行管理之制度，實為越南華僑社會組織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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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hĩa_An_hội_quán義安會館 |
每幫各設幫公所，由本幫商民公推正副幫長各一人，負責傳達政府政令、徵集稅款、調解糾紛及代幫民申請各種許可證件；同時在西貢移民局內各設幫辦事處，專司協助辦理本幫僑民出入境手續之責。各幫幫公所均有會館 及嘗產，分別興辦學校、醫院、義祠、墳場等福利慈善事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軍隊入越北受降，倡議成立統一之中華會館，逐漸消除畛域之見，增進華僑團結，各方咸表贊同。後幾經交涉，乃於一九四八年九月，由法國駐越南高級專員公署下令，將各幫公所改名中華理事會館。各幫幫長改為中華理事會館理事長，其候選人經中法雙方同意後，由各幫僑民選舉之，任期四年。堤岸五幫中華理事會館與西貢五幫中華理事會館，復聯合組織中華理事總會，公推一人為主席，設於七府武廟，即其前身為七府公所，是為西提華僑之最高組織。
一九五六年，越南共和國總統吳廷琰頒布強迫華僑越化之國籍法，嗣又下令解散各幫中華理事會館，此一越南華僑分幫自行管理之制度，遂告廢止。
南洋華僑“五大幫”之海南幫。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後，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本期史話試圖從瓊僑“去番”的成因及所形成的社會背景，多角度加深人們對海南華僑的認識和了解。
海南華僑是中國華僑群體中一個很大的部分，華僑界中歷來有華僑“五大幫”的說法，即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五個部分。也有人分為六部分：福建、潮州、客家、廣東、海南、廣西。華僑史學者則進一步指出：“‘鄉幫’是由具有同一出生地，持有共同的中國方言的人結合在一起的地緣團體。其中最大的是‘福建幫’和‘客家幫’，其次是‘潮州幫’和‘廣府幫’。此外，還有‘海南幫’等”。
“五大幫”的說法起源於何時，無從考證，不過最晚在19世紀初已經有了。有學者指出：在越南，阮氏王朝對待華僑，“1807年嘉隆王準允按籍貫、語言分幫管理。七府（漳、泉、潮、廣、惠、瓊、徽）五幫（福建、廣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產生。1834年又準允每幫設正副幫長”，管理華僑內外事務。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在華僑的群體中，海南華僑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海南華僑早在宋代就有出現，進入明代以後，來自南洋各國的貢船有一部分也經過瓊州而轉赴廣州等地。在國內各地人進入海南的同時，中國人也以海南為基地開始向所謂南洋地區，即今日的東南亞地區移民的歷史。
在清代，海南人還開辟了到東南亞的航線，一直到19世紀初，海南與東南亞之間的商船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認為：隨著康熙年間海南社會的穩定以及移民的增加，海南北部瓊山、文昌、定安一帶的人均土地越來越少，由此“其一部分向島內偏遠的州縣遷徙，而更多的人投身於南方華僑發展的大潮，雖然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明其狀態，但可以想見，恐怕在乾隆年間就有許多人前往泰國、安南等地”。他又說：“19世紀的初葉，每年從海南到暹羅的帆船很少有40艘以下的，到越南南部的25艘，到河內以及越南北部的通常有50艘。其載重量在一百噸乃至一百五十噸。此類船只作為從事國外貿易的帆船，也是最小的船只，而其種類也最多樣。
瓊僑下南洋的成因與路徑,近代之後，國內形勢的動蕩是華僑大量出現的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後，人們的視野有變化，而且南洋的誘惑在於，這裏是歐美列強不斷發展中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生活水平也高於海南，恐怕這是吸引海南人出海到南洋的主要原因。
海南華僑出口的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所謂“豬仔”的被輸出，二是自主的出口。關於“豬仔”的問題，在西方的文獻中，把拐販華工叫做"coolie trade"，我國譯做“苦力貿易”，我國一般地方文獻資料用當時的俗稱稱之為“賣豬仔”。最早的文獻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張心泰《粵遊小記》，說：“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豬仔”，即契約奴隸的俗稱，世界性的奴隸貿易在19世紀中葉結束，但在遠東，這種販賣人口的活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海南豬仔貿易大致開始於1876年而止於1913年，主持此類活動的是德國商人“森寶洋行”，它自1886年在海口設立“招工館”11 間，法國商人“哩哩洋行”與“幾利 洋行”，共設“招工館”8間。到1913年瓊崖綏靖處長鄧鏗槍斃豬仔客頭（名阿二，雷州人），販運豬仔的活動才告結束。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到底有多少華工被從海口運出，我們已經難以考證，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澳門和香港都是“豬仔”出口的轉運站，而“豬仔”的主要市場卻在汕頭、廈門、海口等商埠，可以說海口是清光緒後期拐販華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或許以此緣故，海南出洋的高潮出現的較晚，但人數卻很多，與此不無關係。
民國時期島內的戰亂，加速了海南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出國者極多，雖然沒有直接的統計，但資料顯示，從大革命失敗開始，國內的政治鬥爭的確是促使一些受國內迫害的人流亡國外。
民國時期海南東部沿海地區，出洋已經形成風氣。田曙嵐在《海南島旅行記》中說：瓊東“縣屬俗尚樸實，民性任勞苦，善儲蓄。在昔安土重遷，鮮有去鄉而糊口於外者；今則遠渡南洋，或工或商，與文昌、樂會二縣，同為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
民國瓊僑多是底層勞工,在民國時期，受海南整體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影響，海南華僑因其受教育的水平不高，主要是以勞動力的輸出為主。蘇雲峰先生說：“瓊僑在僑居地之社會地位，於20世紀50年代以前，是較低的一個方言群，因他們多屬工人階層”。此時期，海南華僑的整體教育水平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提升。有資料表明：“戰前，瓊僑受辛亥革命後華人社會舉辦華校浪潮的影響，以獨辦和公辦的形式，先後辦起了新民、育民、育德、瓊僑、培群、三民、樂善、啟光等華校，讓子女接受文化教育，但由於經濟條件所限，加之所在殖民國的苛刻限制與排斥，能夠上學受教育的為數不多，有的則接受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如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是暹羅（泰國）最高學府，學生數千人，1940年華僑肄業者不過十一人。據當時的一個估計，當時華僑不識字者佔華僑的百分之六十。瓊僑戰前的經濟地位較低，受教育的比例恐怕還要低”。
海南華僑限於當時的知識文化水平，開始來到居住國時，多以從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居多。據1973年出版的《馬來西亞、新加坡
瓊州會館聯合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中“鄉賢介紹”所記載的153人，其中第二代華僑僅有12人。幼年到南洋，雖有人開始受教育，但大多數的人，多是迫於生計，白手起家。這表明海南華僑在當地經濟社會中的角色，基本上以服務業為主要的經濟手段的特徵。
海外華人社會中，華僑企業中也具有華人社會的性質，從其中企業家的職業分布就可以推知其企業中一般華僑的雇工情況。蘇雲峰還說：“1929年的調查，瓊僑約2萬人，商人及知識分子佔10%弱，工人佔90%以上”。
與其他地區的華僑一樣，海南華僑在居住國也組織以鄉籍為紐帶的團體，以強化其自身的團結，維護族群的利益。這些團體多以會館、公所的名稱，在組織鄉籍人士以宗教、娛樂、聯誼活動的同時，營造出一個小型的海南族群社會,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續。華僑社團肇興維護族群利益，海南華僑最早的團體出現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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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自1819年開埠以來，海南前往新加坡
的人數眾多。約在1854年，隨著海南華僑人數的增多，有組織同鄉會的必要，由韓旺彝（又名韓亞二）和王志德等人士，議建瓊州會館。在光緒六年（1880年）新加坡
69名海南華僑捐資建立了瓊州會館。
在東南亞各地設立瓊州會館的基礎上，1933年11月，在新加坡
召開瓊僑各埠代表聯席會議，共有11個團體參加，15日在新加坡
瓊州會館舉行首次會議。成立“南洋瓊州總會”。後改名為“南洋英屬瓊州館聯合會”，1934年5月向當地政府申請備案，獲得批準。
泰國也是海南華僑最多的國家，其歷史則更加久遠，社團出現的較早。《泰國海南會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中說：近代以來，“當時因清朝政府腐敗，戰亂頻仍，人民生活痛苦，閩粵地區之農民紛紛南渡謀生，前來暹羅者尤為眾多，而瓊屬同鄉來暹者為數亦不少。其時早期來暹羅事業獲致成就之先賢雲策臣、陳元國、韓聯翼、楊白茂、吳安修諸先生，基於互助合作，以求發展之宗旨，乃集合志同道合之同鄉，成瓊州公所，籍以聯絡感情，致力公益事業，以本京挽叻應照廟為集合辦公處所。光緒戊戌年間，康梁倡議變法以後，海外華僑深受新思潮之影響，加以孫中山先生隨著來暹宣傳革命推翻滿清，各界僑胞益為之激動。我屬革命先進林格蘭先生為響應孫先生之號召，乃會同馮裕元等先賢另組瓊島會所，分別從事有關活動。後來瓊州會所由雲策臣之公子雲竹亭先生接長所務。……1945年8月，日軍投降，我國抗戰勝利，華僑歡喜欲狂，我屬旅泰青年為適應當時環境與配合勝利之措施，乃發起組織‘工商聯合隊’，從事有關活動，該組織亦成為我屬社團之一。
自從抗戰勝利後，社會環境事務日趨紛繁，各界鄉僑鹹以上述三社團之分立活動，各自為政力量渙散，亦不能適應時代需求，乃紛紛提出統一組織辦法，以期集中力量，共謀慈善公益和同僑福利事業之進展。經熱心鄉僑之分途奔走，多方接洽後，決定由瓊州公所、瓊島會所及工商聯合隊三機構各派代表若幹人，組成籌備委員會，籌組新的社團，定名為‘泰國海南會館’。”
1946年2月17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雲竹亭為理事長。泰國海南會館，設有育民中學等多種機構，逐步成為泰國海南華僑的核心組織機構。實際上，除了以上的組織之外，還有其他的泰國海南華僑組織。
如1946年3月17日，“旅暹瓊崖同鄉聯誼會”召開成立大會，明確宗旨為“聯絡感情，團結互助， 推進教育、娛樂，救濟與讚助社會公共事業”。有會員200多人，到1947年發展到1000多人。這個團體還組建了“啟光公學”，有學生200多人，教授 中文、泰文
轉自中華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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