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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焰 |
1949 年後的近30年間，中共出於維護“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書中避而不談歷史上兩國的戰爭，越南卻在講友好時也在史書中大講“兩千年反對北方侵略史”。結果雙方關係一旦出現不正常，中國人因缺乏心理準備而普遍對彼方的“忘恩負義”感到意外且難以理解。許多越南人卻多能迅速實現反目成仇的角色轉換。
《兵器知識》雜誌2013年刊登中共軍事歷史學家、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文章，詳細講述了歷史上的中越關係中不愉快的一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該文並沒有提及從1979年到1989年，十年間打打停停的中越陸上海上邊境衝突。
友誼關為中越邊境重要關口。明初置鎮南關，中共建政後於1953年改名睦南關，1965年改友誼關。
史學界有句名言：“歷史沒有垃圾箱”。個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東西當成垃圾扔掉，人類每一段歷史不論多麼不愉快卻都不能拋棄。回顧中國同越南的歷史關係，友好相處是主體，不過戰爭和衝突也不可迴避。過去許多中國人總願意顯示一種“天朝”的寬宏態度，不大計較同鄰居以往的衝突，對方卻常常以一種怨者心態理解歷史，以不正常的心理處理相互關係。因此，客觀地回顧以往的歷史恩怨，以史為鏡啟迪今人，才有利於促進國家間保持正常關係。
華夏文化開化了山越部落，越人進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縣時期”
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應該從其自身的國家結構形成、並有準確文字記載算起。例如中國古代有過“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媧補天”等傳說，這只 是原始社會中尚無文字時的口頭神話描述，嚴肅的史學家都是從4000年前王朝國家建立的夏代作為中華民族國家的開端。我國周邊有些國家卻出於特殊的心理， 總希望把自己的歷史拉長，於是把民間傳說和神話也當成了歷史依據。
從文字記載來看，如今越南地區的歷史只有2200餘年，最早的記載還出於漢朝學者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前，如今五嶺以南的“山越”人 還處於原始部落狀態，既無文字也無政權。近代越南編著的史書《大越史記》，卻認為越南人祖先為炎神農氏之後裔徑陽王，其父帝“明”為炎帝三世之孫。這全系民間神話傳說而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就如同中國古代神話“女媧補天”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傳說將其祖先說成“炎帝三世孫”，又顯示出一種認為與北方的 “炎黃子孫”有並肩地位的好勝心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華夏地區，隨後50萬秦軍和隨軍民夫進入五嶺以南的山越部落區，順利地控制當地並建立了郡縣政權。後來越南史書上曾描述出有什麼“甌雒國”和“安陽王”進行“抗秦”戰鬥，這又是後來用於服務政治宣傳。
當時山越地區只是各原始部落散居，既無文字也無政權，哪裡有什麼“國”和“王”?當地部落不習慣和不願歸順外來軍隊，確實有一些抵抗，不過談不上是國與國的戰爭。
統一嶺南的秦軍將領是河北人趙佗，在秦朝滅亡後才在當地建立了“南越國”並自立為王。不久漢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後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區在長達 1000多年時間內都成為中原王朝管轄的州、郡、縣行政區，漢代稱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稱為“千年郡縣時期”。不過越南現代史書將此期間說成“延續一千 多年的亡國時期”，則是服務於政治目的的曲解，因為此前嶺南山越地區根本沒有建立國家，何談“亡國”?
中原文明對邊遠地區帶去的文明開化是主流。自秦朝、漢朝起，中原王朝控制嶺南、交趾一帶後，帶去漢字和儒學，才使當地有了文化教育。從那時起的一千多年問，當地知識分子一直用漢字，只有不識字的下層百姓才說當地方言--越語，不過也摻雜有大量北方的外來辭彙，連現代越南史書也承認其最早的語系是“漢 越語系”。越南史學家也承認，正是秦漢時期中原人帶來了鐵制工具，使交趾地區農耕水平有了一個大發展。可以說，以漢字為代表的文明和先進的農耕技術南傳，才使當地有了最早的文明進步，由原始部落邁入了封建社會。
越人反對中原王朝統治有過暴動，“二征夫人”被樹為典型
從漢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對交趾地區（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統治確有封建盤剝的一面，激起過當地民眾的不滿。這種“官逼民反”的現象在中原其實也很普遍，在少數民族地區更容易引發自立政權。東漢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蘇定實施暴政，引發了當地民眾反抗。兩個女首領征側、征式姐妹乘機聚眾造反，陸續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據後來的越南史書稱：“山西一帶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說，二征夫人的母親叫謾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孫女”，早就有獨立建國的心思。公元40年3月，征側和妹妹征式舉兵後，當地許多人紛紛響應，攻打東漢在交趾的統治首府贏僂（令越南河北省順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國廣東省內）四個郡也相繼爆發了暴動。據稱暴動者一度佔領了65個縣城，征側被推祟為“征王”，在兩年時間自立建國。
嶺南地區的暴動，驚動了東漢王朝。東漢光武帝劉秀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軍2萬南征，經過三年苦戰，終於平定嶺南，征側、征式於公元43年兵敗自殺。
在中國史籍里，馬援是“平亂”英雄，可是後來越南史書卻把“二征夫人”寫成了使“民族獨立重新得到了恢復”和建國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內的“二征 廟”是重要名勝，從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後來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都到此祭拜。稱“二征”是越南的開國之主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服務於鼓動民族情緒，並把“建國史”拉長到漢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動呢？中國古代史籍中將這兩人稱為“女賊首”，在“「新中國」”成立後頌揚反封建王朝起義的史學思潮影響下，又有人將其看成 “起義領袖”。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時，曾由留學法國時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遊覽河內市區，看到許多民眾向一個廟進香非常擁擠熱鬧，便詢問是什麼地方。身邊的那位當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為難地說明了這是“二征廟”，然後想迴避這一話題，周恩來卻說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關係惡化時，越南有人曲解這一舉動，說成是為“侵略”道歉。其實周恩來的舉動表現的是當時中國國內的一種思潮，只是稱讚反對封建王朝的起義者。
“二征”暴動該怎樣評價呢？按不同的歷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稱謂，或說成“反賊”，或稱為“起義領袖”，馬援平定她們也可冠以“平亂”或“鎮壓起義” 的不同定義。不過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當時交趾地區畢竟是漢朝的行政管轄區，著名的“伏波將軍”馬援的軍事行動畢竟是處理國內問題，這與越南史書中所說的“侵略”完全不是一個性質。
在三國的吳國、南北朝和隋朝統治交趾(後稱交州)期間，越族人一再發生暴動，唐朝重新平定當地並改名“安南”，此名在後來千年間成為當地稱呼。唐末藩鎮割據後，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強曲承裕成為節度使，朝廷實際上對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書又將此人稱為“民族獨立的奠基人”。
唐朝滅亡後，中國進入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安南節度使曲氏集團也割據當地，不過又一度被立都廣州的南漢國控制。不久，安南節度使吳權指揮當地軍隊在白藤江上打敗了南漢國軍隊。取得這個“白藤江大捷”後，938年，吳權廢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節度使職務，自稱為王。
公元968年，吳朝被“大瞿越國”(也稱丁朝)取代。丁朝對北方只稱萬勝王，在內部卻已經稱皇帝，等於宣告了越南正式獨立。
古代越南實行“北守南攻”戰略，千年間國土擴大四倍
唐朝滅亡後獨立的越國，其疆域只佔如今越南國土的四分之一，即位於河內為中心的紅河流域。越國脫離中國版圖後，在千年內持續採取了“北守南攻”戰略，即對力量遠比自己強大的北方“天朝”盡量緩和關係，對南邊的占城、真臘(柬埔寨前身)和西邊的寮國則是“柿子揀軟的捏”，從宋代至清代不斷向其征伐拓 土，發動戰爭數十次，擴張的領土面積達到獨立時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領土變遷，自然不能按現代人的是非標準要求，而現代越南史學家為強調“民族自強精神”，總是宣傳所謂“兩千年反侵略鬥爭史”，若按此邏輯，它自己獨立後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學家研究越南史後，稱該國為“東方普魯士”，恰恰說明其自古就有征戰擴張傳統。
越南獨立後，難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兩朝都曾想恢復對那裡的郡縣管轄，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邊。蒙元征服亞洲之際和清朝中葉，蒙古軍、清軍也曾出兵越南。從總體上看，越南因國力比北方強鄰要弱得多，難以向北擴展勢力，因而多採取守勢，以保障其向南擴張時能有後方安全。
從軍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難攻。其邊境一帶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數山口可以通過，易於扼守。山嶽叢林地帶又便於守軍隱蔽部隊，伺機實施游擊襲擾。南進的軍隊即便越過幾條東西走向的山脈，又會遇到數條湍急的河流，再向前還要進入紅河平原水田地帶，步騎兵都會困難於行進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氣候，往往是北方軍隊的剋星。那裡異常潮濕，半年是雨季，還有外來人難於抗禦的疫病，千年間被中原人稱為“瘴癘之地”。在當地進兵作戰，一般都要選擇旱季(從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會河流泛濫，許多道路會被淹沒成為汪洋。從歷史上的戰事看，北方軍隊一般只能選擇旱季到此作戰，如不能速戰速決，一旦把戰事拖到雨季，往往就會因患病眾多、供應困難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紀後期宋朝統一華夏時，滅掉立都廣州的南漢國，越國的丁朝國王丁璉也上表稱臣，被封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權臣黎桓篡權自立。宋太宗為維護藩屬原來的王位而發兵征討，於981年春以水陸兩路進兵安南。
宋軍深入陌生之地後，在白藤江水戰不利，進入山嶽地帶陷入伏擊，前鋒被擊敗，後續部隊又供應困難。安南丁朝見戰爭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願意稱臣。宋朝進軍不得，在北方又受遼國、西夏牽制，無奈之下只好封黎桓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進行過多次戰爭，深深領會到那裡的作戰條件惡劣。來自北方的軍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戰爭～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畢竟國力弱小，也難以持續對抗，挫頓對手後馬上又表示願意進貢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於藩屬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舉北犯，遭宋朝反擊後又稱臣求得息兵
回顧中越之間的古代戰爭史，並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進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採取了取巧的襲擊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傑利用宋朝因王安石變法出現內部不穩，率10萬軍隊分三路大舉進攻兩廣，攻陷欽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殺軍民數十萬，成為歷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殺”。尤其是在進攻邕州(今中國廣西南寧)時，由於知州蘇緘不願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傑便在城內“盡屠五萬八千餘人，並欽、廉州死亡者幾十餘萬人，常傑等俘虜三州人而還。”邕城光復後，宋神宗追贈蘇緘為“奉國節度使”並溢號“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 原州署衙門廢址建起一座“蘇忠勇祠”紀念。1920年，當地人在他一家殉難的地方豎立一塊刻有“宋蘇忠勇公成仁處”的大石碑，蘇緘殉難遺址於2002年還被南寧市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這次安南主動進犯的作戰和屠殺，顯然不是什麼“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卻一直將主持這些行動的李常傑稱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戰時南越還有一艘軍艦為“李常傑”號。越南民主共和國編寫的現代史，雖然也承認是李常傑主動向北進攻，卻說什麼“宋軍的侵略陰謀已暴露無遺。邊界那邊，以邕州城為中心的敵人的許多侵略基地，正像許多把尖刀指向我們民族的軀體。李常傑認為：不能被動地等待宋軍的侵略，而是要先發制人主動進攻”。“由李常傑主動、靈活地部署的這次襲擊深刻地體現了積極的戰略指導思想--為了自衛，先發制人。”依照這種邏輯，進入別國都可說成“自衛”。
李常傑組織的這次犯邊，自然引起宋朝震怒，隨後便調集數十萬軍隊和民夫反攻，大敗李朝軍並進逼升龍(今河內)附近。不過戰事進行了三個月拖到雨季之後，宋軍半數患病。且因洪水泛濫而糧道中斷，李朝軍又不斷進行襲擾，戰局陷入僵持。此時李常傑也明白以本國的力量難以對抗宋朝，認為應乘機議和，“毋需勞累將士，避免流血犧牲，而又能保全宗廟”。於是，當李朝仁宗表示願對宋納款稱臣後，宋軍就於1077年撤兵。
經過這一次大戰，安南再不敢北犯，在軍事上以保守著稱的宋朝也不願南征。安南國見宋朝只求保全面子，便長期採取兩面政策。對北方中原王朝自稱“國王”而處在臣服地位，在國內關起門又自稱“皇帝”。當時中國鄰國的稱臣納貢，對自己也有很大好處，“天朝”的慣例是按貢品的價值“加倍賞賜”以顯示恩德。 在此後近千年問，越南以楠木和其它土特產按“一年一貢”的方式送到中國的封建王朝，換得綢緞和其它工藝品的賞賜，等於是進行著對己有利的貿易。
三次挫敗強悍的蒙古軍，受明朝統治後又復國自立
公元13世紀內，蒙古軍在狂飈般地橫掃亞洲大陸時征服了南宋、南詔，建立了元朝，卻在進攻安南時三次受挫。
後來明朝雖佔領安南一段時間，面對反抗又被迫撤出，表現出當地確實是兵家忌憚之地。
1258年1月，忽必烈率蒙古軍首次南征時，用弓箭把交趾李朝的象隊射亂，使其反奔踐踏而大敗，越國皇族逃入海島，京城升龍（即今天的河內）被占。不過蒙古軍進入空空如也的京城駐紮了九天，就因找不到糧食處於困境。加上蒙古軍隊水土不服，患病和病死者眾多，只得迅速撤退，在撤退途中還遇到越國大將陳興道（此人後來也被越南稱為“民族英雄”）伏擊，兵員損失不小。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派使臣要越南臣服，陳朝表示願稱臣卻不肯接受實際統治。1285年1月元軍再伐越南，並想掃蕩流亡到當地的南宋遺臣。安南國又實行焦土抗戰，清空京都，君臣率軍逃入山林。蒙古騎兵在水田無法發揮特長，又陷入游擊戰困擾，進入雨季的6月後只好撤退。
強悍的蒙古軍在越南連連無功而返，元朝統治者也惱羞成怒。1287年，元軍從三個方向南征，陸路從廣西、雲南以步兵和騎兵夫攻，還以一支水軍從海路沿著白藤江進犯。2月間元軍攻佔京城升龍，陳朝君臣逃入山林而採取堅壁清野，並分散兵力于山林中襲擊元軍，使進攻的蒙古軍因戰鬥和疾病死亡過半。實力弱小的安南連遭進攻也損失不小，在戰事拖了一年多之後向元朝稱臣納貢。元軍得到面子，也就此撤退，放棄了在安南建省的計劃。
明朝建立後，成祖朱棣時兵力最強，曾在越國出現內亂時南征獲勝，平定了整個交趾並設立郡縣，越南史書將此間稱為“亡國”期。不過以黎利為首的反抗軍仍退入山林，持續同明軍進行游擊戰。明成祖死後，仁、宣兩帝都無法鎮壓或安撫，明宣宗便同意封黎利為王，將明軍撤回。隨後越南的後黎朝建立，中原王朝最後 一次嘗試恢復在交趾的郡縣制的努力也就此告終。
1788年清朝曾派兵入越，主要是應黎朝求救派兵去協助鎮壓反叛的西山軍。渚軍初戰獲勝，卻在歡慶過年時被西山軍偷襲，受挫後退入鎮南關。西山軍阮氏奪得統治權後，害怕清兵再來報復，又急忙上表稱臣並納貢，清廷也順勢下台階，承認了阮氏為王。
1802年阮福映登上國王寶座後遣使清朝，請求以“南越”為國名。嘉慶皇帝對此類問題非常敏感，認為南越之名包羅甚廣，於是冊封該國為“越南”，這一國名也就此沿用至今。
中越歷史上和平交往是主線，戰爭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
古代封建王朝內部或相互之間的戰爭，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才形成的“侵略”、“反侵略”一類概念來解釋。我國的一些周邊鄰國歪曲性地渲染這些戰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借古諷今，煽動民族情緒。以中越之間千年的關係來看，發生過的幾次戰爭其時間相加也不過幾十年，絕大多數時間是和平相處，文化、經濟交流又是主要內容。由於中原文明處於強勢和優越地位，越南及其前身山越部落在交流中受益更多，某些意義上說這促進了其文明進化。
在秦漢之交、東漢末年、晉室南遷以及宋亡、明亡時，無數中國大陸人士也湧向越南，為當地文化、經濟、土地開發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後來獨立的越南為了形成本民族的特定意識，創造了其“國字”--“字哺”。不過在法國統治越南和實行拼音文字之前，越南從皇室到民間教育仍普遍使用漢字，其服飾、禮義也都模仿中原王朝。如今作為古迹存留的順化皇宮，也是仿照北京故宮。當然，越南古代一些文化和物質成果，也影響到中原地區。例如明朝修筑北京皇宮（即今天的故宮）時，不僅大量選用安南進貢的楠木，也採用其工藝師的設計。
雖然古代的中越之間的和平交往是主線，但確實存在不平等的宗藩關係，不過今天的人們也無法苛求古人要有國家間的平等思想。對華處於弱勢的越南在千年間向南方採取擴張之勢，對中原王朝在臣服的同時又當成防範重點。不過因其實力遠不能與北方相比，一般是在顯示自身強硬不好對付之後，又要儘快在表面上臣服以取得實際利益。這種歷史基因，後來長期傳承到越南的上層人物的觀念之中，也嚴重影響了後來的兩國關係。
古代歷史上的宗藩關係，也包括“天朝”要幫助藩屬的一面。19世紀中葉法國入侵越南時，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國還為此從1884年至1885年同法國打了一場中法戰爭。在戰爭期間，中國付出了數千萬兩白銀的軍費，沿海還受到不小損失，越南國王卻率先屈服，當著法使的面焚燒與中國的藩屬文書，甘心投靠法國充當傀儡。雖說這是因為法國勢力強大，越南上層對華傳統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後來法國統治越南期間，大力進行去中國化教育，故意大修 “二征廟”，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轉移到北方，這又在當地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影響。
仔細了解古代越南同中國的恩怨史之後，人們往往會感慨，過去眾多中國人看待自己那個南鄰往往過於浮淺，關係好時便視為“同志加兄弟”，關係惡化時便簡單地罵其“忘恩負義”。歷史基因的傳承，卻使越南人很了解中國，特別是其上層對中國又經常有著兩重心理。越南的一些人還認為，入侵過自己的法國、美國都遠隔萬里，將其驅走後便不足多慮，而永遠是鄰居的北方強國才需要全力對待。近年來，飽受過美國蹂躪的越南人又歡迎美艦來訪，這使許多人感到奇怪，不過若是看看越南的對外關係史特別是對華關係史，也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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